这个全球最权威的影评人协会，究竟是怎样运作的？

策划、采访、整理 | 柳莺（发自柏林）

编辑 | 李不晚（北京）

ZAC对此文亦有贡献

经常参加电影节的人一定不会对“费比西”这个名字感到陌生，无论是在欧洲三大电影节、台北金马影展还是其他形形色色的重要电影节上，都会有一个费比西奖。费比西FIPRESCI，是由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de la Press Cinematographic（国际影评人协会）首字母缩写组成的单词。

费比西缘起于欧洲。1925年，巴黎和布鲁塞尔的一批电影记者成立电影记者专业协会。成立后不久，比利时方积极与其他国家的电影记者取得联系。1926年9月27日到10月3日，电影代表协会在巴黎罗斯柴尔德基金会大楼举行，国际影评人协会也由此浮出水面。1930年6月6日，国际影评人协会正式成立。在30年代后期，国际影评人协会办事处在彼时动荡欧洲的政治风云里谨慎前行。总体上，整个协会设法保持中立的态度，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年还协助了奥地利和波兰的成员。

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该协会已经拥有了包括了七个国家的分区：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来自其他九个国家以个人身份加入的代表：梵蒂冈、西班牙、美国、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瑞典和瑞士。大战结束后，法国和比利时又一次带领协会重新运作起来。

国际影评人协会参与了1946年的戛纳电影节，并在一次正式会议上选举英国评论家Dilys Powell作为协会主席。该协会也在首届戛纳电影节成立了一组评审团，并根据影片的质量将奖项颁给了大卫·里恩的《相见恨晚》和乔治·鲁吉埃的《法尔比克》。 1947年，该协会有幸得到Denis Marion的帮助，他有着出色的外交才华和魅力，协会走到今天他有着直接功劳。

一直以来，费比西都是一个庞大而低调的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断拓展着自己的版图，近十年来协会活跃在超过七十余个电影节台前幕后，所颁出的费比西奖亦被电影制作方视为一项崇高的荣誉。

《相见恨晚》

在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协会的官方网站上，明确地写着该组织的初衷：“推广电影艺术，鼓励新颖年轻的作品。维护电影批评伦理与电影资讯自由；促进并拓展电影作为艺术表现及文化教育形式的观念；探讨、定义、确认电影评论与新闻的权利与义务；鼓励全世界影评人思想与经验的碰撞，由此，抛却意识形态与政治纷争，建立持久的对话机制；出版与发行秉持以上精神的相关文稿。”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下，费比西秉持着客观中立的态度，对世界电影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那么，这个全球最大最权威的影评人组织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又如何在世界各个电影节中评选出最佳影片？深焦DeepFocus有幸在第67届柏林电影节期间，采访了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协会主席，来自土耳其的影评人Alin Tasciyan女士。2014年4月，Alin Tasciyan被推选为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协会主席，是费比西历史上首位担任主席职位的女性。

费比西主席Alin Tasciyan

“没想到，人们喜欢我的影评”

深焦：您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学的是新闻学与公共关系，是何种机缘巧合让您走上了影评人的道路？

Alin：虽然我在伊斯坦布尔大学中学习的专业是新闻，但一直以来我就对电影充满兴趣。我在伊斯坦布尔电影节接受了“非专业电影教育”，事实上，当我作为观众参与电影节的时候，它还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电影节，当时的名字叫做“伊斯坦布尔电影日”(Istanbul Cinema Days)，但这里给了我真正有关电影的启蒙。

大学期间，我的理想职业是文化记者，于是在校期间，我开始大量地撰写有关艺术的评论，后来我幸运地成为了土耳其一家艺术杂志的实习生，这也是当时土耳其唯一一家致力于严肃艺术评论的杂志。

后来，编辑部发现了我对电影的特殊兴趣，就开始有意识地让我撰写这方面的稿件。1992年，我开始给伊斯坦布尔当地的日报撰写影评专栏，一写就是两年。当时同样给该日报供稿的土耳其影评人（应该说是土耳其最好的影评人，也是我的偶像）Atilla Dorsay受到另一家报纸的邀请，他向编辑部推荐了我，稿费是我之前供稿的那家报纸的四倍。当我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真是又惊又喜，但同时又很害怕，当时我连25岁都没到，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要和自己崇拜的影评人一起分享同一个报纸的版面。

好在当时的编辑热情地鼓励我，并且慷慨地给了我很多版面。我的任务就是每周撰写院线新片的影评，与此同时，我继续给其他文化杂志供稿。出乎意料的是，人们喜欢我的影评，来自其他媒体的邀约也接踵而至。

我接受了一份为电视台录制电影节目的工作，这档节目完全聚焦短片，电视台本身也参与很多短片的制片，这在现在是挺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在电视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再次受到Atilla Dorsay的推荐，得到了一份和他一起主持的机会。要知道，我可是看着他的电视节目长大的。我和Atilla一起工作了十年，在节目中，我们一共播放了超过500部经典电影。在每部电影之前，我们都会进行10分钟的介绍，这是一段很美的回忆。

在当时，人们能够接触到的电影有限，虽然有录像带等等媒介，但DVD，甚至是VCD都没有广泛地普及开来。因为80年代的政变，土耳其电影资料馆关张大吉，伊斯坦布尔影展是大家能够接触到外国影片为数不多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电视为大家打开了通向电影世界的大门，历经多年，我们的节目也慢慢变成了一个“传奇”，比我们更年轻一代的人，都有在电视上收看我们节目的经历，虽然那个时候电视电影的放映质量的确是挺寒碜的。

土耳其著名影评人Atilla Dorsay

深焦：1980、9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观影氛围如何?您作为影评人的工作节奏又是怎样的？

Alin：在我童年的时候，和任何一个对电影怀有痴迷之心的人一样，去影院都是一件大事：你必须周详地选择自己要看的影片，呼朋引伴，并且品尝只有在电影院里才能吃到的食物，除了爆米花之外，伊斯坦布尔的电影院还卖一种特殊的冰棍，对孩子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旧时剧院往往装修得雍容华贵，巨大的幕布引起我的无限遐想，我坐在天鹅绒面的座椅上，觉得看电影是一件再神圣不过的事情。

不过到了80年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对于当时的影迷来说，观影机会非常稀缺，他们如饥似渴地观摩一切可以找到的影像素材，当然大部分都是在小荧幕上进行播放。80年代政变之前，伊斯坦布尔的影院会在夏天举行一些电影展。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当时环境污染还没有那么严重，在暖和的季节人们可以在马尔马拉海或爱琴海中畅游，谁还在意黑漆漆的电影院呢，不过好在还是有一些影院愿意在悠闲的假期，为宁愿看电影而不度假的人提供适当的休闲场所。

不过在政变之后，这些电影院和土耳其电影资料馆都被迫关闭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可以在伊斯坦布尔看到商业电影放映的（当然也都是些陈词滥调的片子），也不过是寥寥几家装修陈旧的老戏院。刚才我说到的伊斯坦布尔电影展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而组织起来的，第一届举办的时间是1987年，包括长片和短片单元两部分。在我高中、大学期间，伊斯坦布尔当地的各种文化中心，包括意大利文化中心、歌德学院等也会不定期地举行电影展映活动，这些都是我常常会光顾的场所。

对于我们这样的影评人来说，媒体场就不用奢望了。当时伊斯坦布尔是每周五上新片，每周我们都会相约第一时间去影院观摩，写影评，通常来说，影评会在一周之后见诸报端。当时当然还没有数字放映，我们能够看到的，也通常是非常粗糙的VHS制式的影片，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科技竟然发展到了如此境地。90年代这种“缓慢”的工作方式，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每每我和他们描述起自己的这段经历，他们都觉得我是上个世纪来的恐龙。拜托，我才刚刚48岁 ！

Alin Tasciyan在90年代的土耳其电视节目中

深焦：作为影评人，您横跨包括纸媒、电视、广播、网络在内的多个领域。在您看来，不同的媒介是如何影响影评的内容的呢？

Alin：我是伊斯坦布尔当地一家日报的长期撰稿者，日报专栏文通常比较浅显。到了电视台之后，节目内容和比起来又更加“肤浅”，时间那么少，想要说得又那么多，于是不得不在内容上做一些大刀阔斧的选择。这当然和不同媒介的受众群体息息相关。

和网络比起来，传统媒体对于影评的影响简直微乎其微。现在，不仅仅是影评网站，就连人们在Twitter上发的只言片语都对影评的大环境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作为学科的影评正在慢慢消失，读者们也不再有耐心去阅读老派的影评。如今一篇“成功”的影评，大多符合以下几个特征：迅速、幽默，甚至带有点自大。

另外，网络影评的宣传特征较为明显，读者们不再能分辨一篇稿件是真正客观中立的影评，还是为了片方营销所进行的创作。网络的开放性，为所有人赋予了发声渠道，这让“严肃影评”和“个人观点”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

不过，在这些迅猛、强势的判断过后，我们仍旧需要严肃的出版物，不一定是纸质的，如今网络也提供了绝佳的渠道。不仅仅是电影圈需要这样的声音，其他泛文化领域同样需要。人们忘记了怎么阅读，这很可悲。

深焦：您同时也担任了不少电影节的策展人工作，请问您影评人的身份对策展又提供了怎样的帮助？

Alin：我想全球可能90%电影策展人都从事过电影批评的工作。策展并不仅仅是将一些电影聚拢在一起放映，还是一个致敬、回顾、展望的过程，策展人对影史和电影本身的了解在这其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影片很重要，对影展初衷的阐述、影展目录的编排、新闻发布会的组织也同样非常重要。

Alin Tasciyan参加“电影中的女性”学术研讨活动

深焦：您在土耳其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女权主义者，您如何看待女性在媒体，尤其是影评界的现状？

Alin：是的，我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并且我从来不惮于使用“女权主义”这样的字眼。我们必须看到女性在世界上的大部分领域仍旧处于弱势地位，在媒体圈，我们的境遇还算不错，甚至可以说好其他的职业领域。

从我个人而言，我不太喜欢“女性与权力”这样的说法，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对女性的男性化。“权力”不适合这样的语境，我更愿意用“平等”这样的词，两性的平等、平权，是我奋斗的目标，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协会当然也在努力实践着这样的价值观。

深焦：2015年恰好有一部土耳其女导演的电影《野马》对女性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您似乎不是很喜欢这部片子？

Alin：我一点都不喜欢这部影片，这部影片将所谓的“男性凝视”表现得淋漓尽致，影片中的女孩被塑造成一个个小小的洛丽塔，尽情展现着她们的青春、她们的身体。当她们以某种公主化的姿态出现的时候，我便看出了《野马》的问题，它收敛了现实主义的残酷，将叙事推向童话的道路，这是一种逃避，一种不负责任。更不可思议的是，这还是一部出自女导演的影片，导演仅仅利用了市场法则，便使影片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成功，舆论评价也还不错。这间接反映出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在电影界、影评界，很少有男性会去阅读女性主义理论，他们压根不知道朱迪·巴特勒或是劳拉·穆维说了什么。

“那些电影节简直太棒了”

深焦：您最早是如何加入费比西影评人协会的？

Alin：撰写影评小有名气之后，我加入了土耳其影评人协会。当时伊斯坦布尔电影节每年都会邀请费比西影评人组成评审团参加活动，当时的主席就和我及其他青年影评人说，我每年都为这些影评人出机票、住宿邀请他们过来，你们也应该试试这样的机会。

费比西影评人协会对成员的要求比较高，一般来说，协会会和各个国家的影评人协会寻求国家层面的合作，对于加入协会的影评人，也有英语水平的要求，要求影评人能够以流利的英语撰写影评。我个人是符合这样的要求的。

1997年，我第一次以费比西影评人的身份参加了当年的都灵电影节，当时我们把奖颁给了俄罗斯导演阿历克塞·巴拉巴诺夫的《兄弟》。这段经历实在太美好了。

此后，一旦有机会，我都会尽可能地申请以费比西影评人的身份参加电影节。但在这方面，我也不是非常“贪得无厌”，并不会想要去所有的电影节，不过通常我都很想要去到有土耳其片参加主竞赛的电影节。直到成为费比西影评人协会的副主席后，我参加电影节的次数才慢慢多了起来。带领影评人团队，也是费比西管理人员的一项职责。

《兄弟》

深焦：在您参加的电影节中，有哪些对您来说记忆犹新？

Alin：电影节，不论大小，都向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观察世界上最重要的电影工作者们都在干什么。在我有限的影评人生涯中，我并没有什么糟糕的经历，威尼斯、釜山、鹿特丹……我喜爱每一座城市和它的电影节。对我来说，参加电影节之所以令人兴奋，是因为这些首映的电影逼迫影评人在第一时间对它们做出判断。

我来自一个文化上并不激进、电影工业也并不发达的国家，一部欧美新片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在土耳其的院线里上映。当经过时间的发酵，我们评价一部影片的标准也会发生变化，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网络时代就更是如此了，在看到一部影片之前，我们已经对它有了种种期待，甚至并不理性的判断。

但在戛纳、威尼斯、柏林这样的大电影节上，作为第一批看到某部影片的人，我们只能仰仗自己，给出自己的观点。我非常享受电影节首映过后和其他影评人聊天争辩的过程，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自信的人，对我来说，我能够在电影节上做到的是“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而这一切都可以通过讨论得到实现。

最近十年间，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协会和全世界超过70个电影节建立了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在每年超过70个电影节上可以看到费比西影评人评审团的身影。

我同样去很多并没有和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协会达成合作关系的电影节，比如法国布列塔尼大区杜阿尔纳纳电影节(Douarnenez)、墨西哥瓜纳华托电影节，简直棒极了。在我印象中，这些各具风格小而精的电影节对国际性的大电影节形成了有效的补充，在气氛上也完全不输给后者。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我更喜欢去那些小电影节。

深焦：费比西影评人协会目前的规模有多大，你们每年都会寻求成员的扩招吗？

Alin：目前我们与全球51个不同国家的影评人协会取得了合作关系，这就意味着我们有51个成员国。很遗憾去年因为本国的经济原因，智利退出了费比西影评人协会。阿根廷的会员身份也岌岌可危，我们很希望这些国家能留在我们的协会中。

有一些国家有好几个影评人协会，比如美国，或者压根就没有影评人协会，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倾向于吸纳个体会员。对于我们的会员，我们会进行严格的考核，并且需要强调的是，会员不得与电影工业有任何关联，他或她不能是一部电影的主创或是投资人，虽然这一点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做到100%的审核，但影评人必须保持客观中立，这一点，是我们的底线，我们也默认专业影评人会恪守这一准则。

Alin Tasciyan在第71届威尼斯电影节中担任主竞赛单元评委

深焦：费比西如何选择和电影节的合作？你们会向哪些电影节派出影评人评委？

Alin：费比西每年会收到来自数千个电影节的请求，邀请我们派出影评人评审团，这些当然超过了我们能够承受的范围。甚至，因为近几年萧条的经济，一些电影节不再有能力支付费比西评审团的旅费，使得我们不得不暂停了和他们的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一些地区同时有好几个选片类似的电影节，比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每年就有林林总总林林种种好多个电影节，但我们不可能每一个都参加，说实话，每年也不可能有超过十部值得关注的斯堪的纳维亚电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对后来者说声抱歉，对于那些已经与费比西有过长时间合作的电影节，我们还是会尽量保持忠诚。

对于新举办的电影节，我们也不会在第一时间派出正式的评审团，我们必须确认这个电影节会持续举办下去，必须确认他们的选片质量在一定的水准之上。通常，我们会向当地的影评人协会寻求帮助，后者用他们的专业经验帮我们做出判断。如果一个电影节已经持续进行了3-5年，我们会派出一个观察团，他们会就该电影节的状况向总部进行汇报，如果总体评估结果令人满意，我们会在第二年派出试运行评审团(experimental jury)，以便把和电影节之间的合作落实。费比西从不主动取消和一个电影节的合作。

深焦：在一个电影节中，费比西往往会派出3-5名影评人组成评审团，这些影评人是如何遴选出的？

Alin：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协会的成员一般不是个人，前面也说了，我们会更倾向于和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影评人协会建立合作关系。

费比西每年会有五次协会成员间的通气会，每次会议中我们都会列出将要派遣影评人评审团的电影节名录。费比西成员得到了这份名单后，如果有自己感兴趣的电影节，可以向所在的影评人协会提出申请。当地影评人协会对所有申请者进行挑选，选择最为合适的人员汇总到费比西总部。对于主题性特别鲜明的电影节，他们也有权向费比西提出具体的要求，比如专注东亚电影的电影节，会要求费比西派出更熟悉东亚电影的影评人。我们乐于听到这样的要求，这对我们工作的开展不无坏处。

当然，影评人要最终成为评委会成员，他们必须符合一定的要求，比如有些电影节只提供欧洲往返的机票，那么我们会优先考虑在欧洲的影评人。另外，某些电影节（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影片在放映时通常不带英语字幕，那就需要我们的影评人能够用西语或葡语进行无障碍交流。派至电影节的影评人评审团还必须考虑影评人的国籍、性别、媒体性质等等，在这中间尽可能地平衡不同人的需求和专长。

鹿特丹电影节颁奖礼费比西环节

深焦：电影节期间的奖项评选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Alin：费比西影评人奖完全独立，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我们不在乎场刊给一部影片打了多少分，其他媒体的口碑如何等等。在电影节期间，评委会一般会开三次会，分别是在电影节开头、中期与结尾。除了这三次会议，同一个评委会的成员看片安排也相对自由，我们允许大家在工作范围之余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影片进行观摩。在某些电影节，我们会举办自己的颁奖仪式，另一些则会成为电影节官方颁奖仪式的一个环节。

深焦：在费比西的官方网站上写道，该组织鼓励年轻电影人与他们具有创新意识的作品。在电影节的评选上，你们是否也会优先奖励年轻导演的作品？

Alin：通常来说是这样的。尽管在大师云集的三大电影节上，要这么做会比较困难。但去年，我们并没有选择给肯·洛奇颁发他的第三座费比西奖，而是选择了德国女导演阿德·玛伦的《托尼·厄德曼》。除此之外，我们也和欧洲电影学会合作，每年颁发“发现奖”(Discovery Award)，这个奖项旨在表彰优秀的处女长片。

深焦：相比发达国家导演，费比西影评人奖是否更倾向于颁发给发展中国家的导演？

Alin：我们没有这样的喜好选择，但不能否认，如今发展中国家的导演贡献出越来越多有力的作品，这一点有目共睹。我们在很多国家的电影节上，也会专门设有颁发给本国电影的费比西奖，我认为这对鼓励国族电影(national cinema)的发展非常有益，比如在伊斯坦布尔电影节，就设有两个单元，国际长片竞赛单元与土耳其电影竞赛单元。在后一个单元中，我们往往能够发现当年最出色的土耳其电影。对于影评人来说，去到一个国家，观察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影片，同样是一段重要的经历。

第67届柏林电影节费比西奖获得者《肉与灵》

深焦：今年柏林电影节的费比西影评人奖颁给了匈牙利导演伊尔蒂科·茵叶蒂的《肉与灵》，与官方做出的选择一致。您能说说为何今年费比西影评人团队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

Alin：评审团在看到《肉与灵》的第一刻就爱上了这部电影。尽管此后在主竞赛单元中又看到了不少好片，我们对于这部影片的喜爱毫不减退。在讨论奖项的时候，我们大概考虑了7-8部主竞赛影片，最后《肉与灵》脱颖而出。我们对于这部电影的评价是：《肉与灵》讲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爱情故事，充满了抒情与幽默的色彩，并且完全不受社会成规的约束。影片的细腻与雄辩的风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让观众沉浸在生与爱的欢乐之中。

《肉与灵》剧照

深焦：您可否对今年柏林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做一个整体的评价？

Alin：我个人对今年的主竞赛单元非常满意，每一部电影的质量都非常高，我也找到了许多自己心仪的作品。我尤为高兴的一点是，今年柏林不仅仅是主竞赛单元，在其他次级单元中有许多女性影人的身影，并且她们得到了来自多方的重视，她们其中的很多人也获得了应有的奖项。终于，这是迈向性别平等的有益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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