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的浮华：晚明岭南文人的游乐生活

明代画家杜堇《玩古图》

文/冯嘉安

明代文人以学术为志、以艺术为乐，在历史长卷中留下一大批思想典籍和文人书画。他们追求雅致浮华的生活，享受心灵片刻的自由。

明代雅士、文房四宝、兰草花瓶……在广州塔对岸、广东省博物馆门前，天启年间广东顺德籍进士梁元柱的自画像格外引人注目。这幅晚明的肖像画，被制作成粤博“荟雅南州”展览的巨幅海报，吸引着行走在城市CBD的现代人，去窥探明代广东文人的艺术与生活。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提到：“明代的文人，不再只满足于宋代内敛含蓄的清隽格调。他们精神上贵族化，日常生活里追求优雅的审美，热衷于在生活中营造有情趣的细节。明代的文人相信，优雅的生活最能够怡情养性。”

书院与书斋：

讲学的公共机构与静思的私人空间

书院最早在唐代出现，宋代朱熹把书院确立为教育制度里的重要机构，到了明代，书院具有学术传播与研讨的性质。

广东地处岭南，虽然文教晚于中原，但唐宋时期海洋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省会广州跻身商业大都会之列。到了明代，广东的书院数量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江西与浙江，占全国的30%。明代广东的文教水平已与中原及江南地区接近，出现了大批学者和文人。其中就包括了明代心学创始人、大儒陈献章（陈白沙），他是岭南唯一从祀孔庙的学者。

陈献章是广东新会人，他在家乡设馆授徒，影响力遍及全国，世称“江门学派”。据说他为人耿直，由于不屑巴结朝中的权贵人物，受到权臣的暗算和陷害。无心官场的陈献章写下一份《乞终养疏》给宪宗皇帝，请求批准他回家侍奉年老久病的母亲。皇帝被文章感动了，觉得陈献章不但学问好，而且孝义堪嘉，准许他回归养母，还封赠他一个“翰林院检讨”的官衔，返回新会重振教坛。陈献章一生清贫，都御史邓廷缵曾令番禺县每月送米一石，他坚决不受，说自己“有田二顷，耕之足矣”。又有按察使花巨金买园林豪宅送他，他亦委婉回绝。此后，陈献章就一直隐居，侍奉老母，继续致力讲学，培养了不少人才。

“荟雅南州”展览里面，复刻了明代广东哲学家湛若水为其老师陈白沙所书的牌匾——“千秋仰止”。湛若水是陈献章的高足，对老师推崇备至，足迹所到之处必建书院以祀陈献章。广东西樵山、南京、湖南等地都有湛若水创办的书院。

文人除了要育人，更要立言。今天的文人要发表一番言论，也许只需要一个微信公众号。明代由于学院和学派的兴盛，刻书、藏书成为文人生活的一项重要雅事，他们以此留下自己的思想。展览中陈列了明刻本陈献章著《白沙子》、明刻本王阳明著《阳明先生文录》等珍贵木刻古籍。

如果说书院是明代文人做学问的公共场所，那么书斋则是他们创造精神世界的私人空间。

书斋不仅是明代文人日常读书之地，也是他们消闲和创作艺术的场所。在格调优雅的书斋里面，明代的文人书画家创造出中国艺术史上辉煌的一页。

整个明代，广东文人在书法上充分表现了他们不同流俗的个性。明初，中原书坛盛行风姿柔美的赵孟頫风格。明中叶以后，以“吴门三家”祝允明、文徵明、王宠为代表的吴门书派崛起，帖学书法到达新的高度。明代广东书风颇具革新精神，而且人才辈出，能与中原书坛抗衡。其中首推大儒陈献章，他以茅草制作“茅龙笔”。展览中能看到现代复制的“茅龙笔”，习惯传统软毛笔的书者，一般难以驾驭这种奇特的书写工具，而陈献章却以此创作出笔画遒劲、别开生面的作品，一扫当时甜熟萎靡的书风，让人耳目一新。

与书法的情形相反，在绘画方面，广东文人画多学习和借鉴中原成熟的绘画风格，特别是在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取代了以戴进、吴伟为代表的“浙派”的地位以后，广东文人更倾向于以吴门文人画风格为自我创作的主流。

“荟雅南州”展览中提到：“文人终日盘桓在书斋之中，掩卷之余，还作习字、作画、品茗、弈棋、焚香、抚琴、静坐、清谈等种种雅事。”观众可以看到，博物馆里再现了一个明代书斋，让人窥探当时文人如何精心布置书斋的陈设，以折射文人的精神世界和审美情趣。

《雪夜访普图》明 刘俊 绢本设色 纵143.3厘米 横7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雅集与雅艺：

消闲的聚会与炫技的舞台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与魏晋文人那次在会稽山阴的兰亭雅集，影响了以后一千多年文人的休闲生活趣味。

“兰亭雅集”和北宋年间河南洛阳的“西园雅集”、元代江苏昆山顾阿瑛的“玉山雅集”，并称为历史上的“三大雅集”。

“荟雅南州”展览展出了明代画家沈完的《兰亭修禊图》。现代人看到这幅作品，正是“后之视今”。沈完表现兰亭雅集时，却又是“今之视昔”。观众在看这个画面时，与画家一起产生了一种双重的时空交错。

“流觞曲水，列坐其次”等今天看来古雅之事，在明代是文人生活里的时尚。文人的雅集，不像今天的“饭局”，他们以吟诗写作为各类雅集的重头戏。

明代岭南文人雅集最主要的活动就是诗歌酬唱，许多社团本身的性质就属诗社。明代岭南纯粹的诗社达到43例，占明代岭南文人结社总数的84%。即使有些社团不是诗社，它们的活动依然离不开诗歌唱和，许多讲学性的社团也常涉及诗歌创作。春秋暇日、良辰佳节，文人们聚于名山古刹、园林湖畔，选题分韵以诗酒唱和，聚会中比拼才华与学识。

中山大学文献学博士、书画家梁基永表示：“中国人的雅集有些类似西方人的沙龙，但具备西方沙龙所不具备的诗性。明代广东文人的雅集有时候是‘轰趴’(homeparty)，就是选择在某名士的家里举行。当然，通常这位名士拥有比较宽敞的大宅，例如陈恭尹，当时在西关有很阔大的宅子。他有一首诗叫《梁药亭招集六莹堂观六莹古琴同诸公作歌》，记的就是在家里举办的一场以琴为主题的聚会。有时候雅集又会在郊外或者寺庙举办。庞嵩《中秋携同志海珠赏月》，讲的就是一场在海珠寺雅集的活动。有时候雅集也由和尚道士邀请聚集，陈恭尹《修契后十五日石濂禅师招同诸公雅集长寿禅林》讲的就是三月十八日这天，大汕和尚召集大家去长寿寺玩的情况。”

孔子所言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文人的宝训。明代文人在雅集中继承了宋人“插花、烹茶、焚香、挂画”的“生活四艺”。

在花事方面，明代文人比宋人更加痴迷。到了晚明，更是达到成熟的阶段，出现了袁宏道的《瓶史》、张德谦的《瓶花谱》等专著叙述花艺。展览中展出了明代的“当代艺术品”——“可松”款石湾窑天蓝釉小口瓶。明代艺术风尚和消费风气趋于多元化，文人并不惟古是好，明当时著名工匠的器物也受士大夫的青睐，当时称为“时玩”，相当于今天的人所追求的高科技产品或名牌奢侈品。

明代心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焚香与静坐静修融合在一起，文人们纷纷营建其香斋静室，香炉也成为重要的文房清玩陈设。其时，不但文人有焚香的雅乐，皇帝更是以权威的力量制造出精致的香炉。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由明宣宗朱瞻基在大明宣德三年参与设计监造的“宣德炉”。

根据历史记载，为了制作出精良的铜炉，在朱瞻基的亲自督促下，整个制作过程，包括炼铜、造型必须自《宣和博古图》《考古图》等典籍及内府秘藏的数百件宋元名窑中，精选出符合适用对象、款制大雅的形制，将之绘成图样，再呈给其亲览，并说明图款的来源和典故的出处，经过筛选确定后，再铸成实物样品让其过目，满意后方准开铸。

梁基永表示：“晚明广东士大夫的生活是末世的浮华，当时政治昏暗，社会生态处于自上而下的腐烂状态。万历开始的皇帝昏庸和宦官专权，导致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然而正是由于朝廷不作为，使文人的个性得到最大的张扬和发展，传统礼教在此时受到很大挑战，文学、艺术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中国文化，只要在自由生长的态势下，往往都会达到黄金时期，董其昌、王铎、陈洪绶、蓝瑛等艺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出现在晚明。广东也是浮华社会中的一环，从梁佩兰的五言组诗可以看到广东士大夫丰富多彩的生活，有舒适的环境，有各种玩物，有各种游乐。”

明代多元的社会环境给文人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他们探讨学术，游心诗书画艺，追求生活品质，以审美化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享受着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难得的心灵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