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老兵口述：我们的战争很残酷

口述｜周文江 王世毅 整理｜李翔

《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近日，抗美援朝电影《我的战争》在网上发布了一段宣传片，片中20多位中国志愿军老兵前往韩国首尔旅游。当年轻的韩国女导游用汉语对老人们说“你们是第一次来到首尔，所以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时，老人们似乎不愿意了，纷纷来纠正：“我们是六十年前来的”“我们不用护照”“我们是举着红旗来的”等等。宣传片设置这样的情境来表达老兵的情怀着实有些不恰当。

然而在影视作品之外，参战老兵的口述则常常因真挚的情感打动着每一位听者、读者，他们为共和国的存续与尊严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国家人文历史曾采访了两位亲历朝鲜战争的老兵，从他们的口中，我们能真切感受到战争的激烈与残酷。

老兵周文江：见识战争的残酷与激烈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这一年8月，周文江所在的九兵团正在东北沿海一线进行登陆演习，为解放台湾苦练技能。11月6日，由于战事需要，中央军委急电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迅速率兵入朝。

爬铁道进入朝鲜

因为情况紧急，九兵团的很多战士都没备齐冬季物资，为了抢时间，只好能背多少就背多少，能带多少就带多少。部队一天后到达通化，发现这里的战争气氛非常浓了，部队实施严格灯火管制，只听到美国飞机在飞，炮弹在炸。下车后开始组织战前动员，凡是有中国字的物品都要把痕迹去掉，那个时候正好是部队刚刚开始正规化，战士们的床单都印着部队番号，这些都要剪掉。水壶上的“八一”都敲掉，茶缸上的字敲掉，毛巾上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也剪掉。有两身衣服的要放一件，有两双袜子的也只能留一双，除了身上穿的、戴的，多余的东西都要打包上交。

火车停了两个多小时，战士们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东北大米饭。当天晚上，就悄悄进了朝鲜，我和其他战士都是爬铁道过去的，并不像现在描述的那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1月7日，九兵团先头部队20军前卫59师乘火车抵达朝鲜江界，入朝后先乘火车沿满浦铁路南下，到达武坪里后改为步行，从山间小道开赴预定集结地区。

零下30几度夜间行军，我和我的战友们经历了参军后第一个严峻考验。第一步到江界县城。一入朝马上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气候特别寒冷，有零下25至30度。而我们带的都是夏季服装，没有大衣、手套，脚下还穿着四七胶鞋。二是进入朝鲜国土，所见到的都是一片废墟，被炸死的老百姓到处都是，大路上和街上，烟火还没有散去，部队处境十分艰难。白天不能走，都是晚上走。白天都躲在山沟里，山沟里下雪，一脚踩下去，雪都到膝盖上面了，很艰难。

第二次战役中，东线的九兵团主战任务是集中兵力首先歼灭美陆战一师主力于下碣隅里、新兴里、柳潭里之间地域，尔后向元山方向进攻，续歼增援或南逃之敌。11月27日晚7时，已经隐蔽在长津湖地区的九兵团20军59师177团，接到的任务是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不受干扰，从埋伏地点插到新兴里，奉命据守新兴里一线，团里将主要阻击任务交给担任副营长的周文江二营，营里决定将防卫阻击的核心任务交给屡建战功的五连。副营长周文江到五连直接指挥战斗。

出国作战责任特别重，不能有一点失误或者走错路。因为下雪都是大山，搞不好就走错了。到不了预定的地方，那就影响大局。所以11月27号晚营里经过讨论以后，确定我带领五连走在最前面，带一个英文翻译，带一个朝鲜文翻译。

上面交给任务很艰巨，要不惜伤亡，直接指向敌师部。一路上敌情不断，我们行进在海拔2100米的狼林山上。这里，崇山密林，山高路险，地形复杂，异国作战，没有向导，道路生疏，特别是气候极度寒冷，一股强烈的冷空气来袭，寒风呼啸，飞雪漫天，而我们因仓促入朝，戴的是大沿帽，穿的是解放鞋、只用一斤棉花做的棉军装。

部队晚上8点出发，大家把睡觉盖的被子顶在头上，顶风冒雪摸索前进，一步一步往前走，仅有的两匹马，有一匹还摔到山沟里了，不少战士摔伤，30多里路整整走了一夜，天亮前，终于按时到达指定地点。

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用苏联制造的“喀秋莎”火箭炮向敌人阵地发射

战士阵亡后在美军坦克前屹立不倒

11月27日晚上，周文江所在的部队从长津湖地区直插向30公里外的新兴里。新兴里矗立在长津湖西岸，紧贴着下碣隅里西北有一座海拔1376米的高山，它雄踞在下碣里通往柳潭的公路一旁，山峦叠嶂，丛林茂密。周文江观察地形后，下令占领这个高山的两个山头。

这两个山头十分重要，从那里望去，山前有一片开阔地，美军陆战一师师部就设在那里，筑有简易机场，我们可以看到敌机的起飞和降落。对敌人威胁最大的地方，往往也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我和连长周松林、指导员朱良玉研究以后，对各排作了具体部署，要求部队迅速进入阵地。谁知，我们在向阵地运动的路上，前卫三班便和敌人遭遇上了，一辆侦察情况的美军吉普车向我们开来。大家心想，到嘴边的肉哪能不吃！当时我们做好隐蔽，等到了50米以内再打。敌车靠近时，三班向吉普车开火，用冲锋枪一扫，拿个手榴弹扔过去。敌人突遭袭击，急忙调头想溜走，转弯过猛，翻了个儿，倒扣在一个炮弹坑里，三班冲上去，发现压在车底下的几个美军还活着，马上“现学现卖”，用刚学会的半生不熟的英语喊话：“缴枪不杀”。喊话还真灵，车下爬出来5个美军，还都是军官，其中有一个炮兵少校，他们交出4支卡宾枪，少校交出1支左轮手枪，他们一见志愿军，竟双膝跪下，双手高举，一副狼狈相。虽然旗开得胜，但我们也暴露了，我当即指挥部队快速进入阵地，抢占有利地形，准备战斗。

28日上午7时左右，美军出动4辆坦克和大批步兵向阵地扑来。我命令一排正面阻击，二、三排侧后迂回，当坦克接近后，三班炸坦克小组，拿着手雷冲向坦克，最前面的一辆当即被炸废，活捉了两名坦克兵。步兵没来得及下车，被我军打得晕头转向，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

敌人第一次进攻被击退后，战士们抓紧构筑防御工事，准备再战。11月的朝鲜，天寒地冻，铁锹铲不进，铁镐挖不动，战士们一点一点砸，挖得双手鲜血淋淋，经过第一轮的炮击，美军的炮弹炸开了冻土层，形成了一个一个很深的弹坑，而这些弹坑正好也是一个个防御的工事，战士们迅速把弹坑连接起来，防御工事就这样建好了。

大家正想喘口气，敌人第二次进攻开始了，经过激烈交战，又把敌人赶下了山。两次战斗敌人在我们阵地前丢下了15具尸体。美方被打死的人他是要拖回去的，但这次没敢拖，因为距离我们太近了。

敌人发起的第三次进攻规模较大，十几架飞机轮番向我阵地轰炸，炸弹、凝固汽油弹倾泻下来，阵地一片火海。我靠得近，裤子烧起来了，我们连的两个通讯员说，快把棉裤全部撕掉。我们就这样穿单裤维持了十分钟，冻得实在不行了，于是我们就从这里跑到那里，跑来跑去，不跑就完了，停下来就冻死了。后来从打坏的汽车上，把美国鬼子的大衣脱下来穿上了。

在炮火掩护下，敌人一个加强营的兵力（约400多人）兵分三路，由坦克开路，冲向志愿军阵地。两个连沿着公路，一个连从飞机场方向开始进攻，周文江命令一、二排由五连指导员指挥阻击公路进攻的美军，三排由副连长指挥阻击机场方面进攻的美军。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敌人已经冲到一排阵地里边了，一排三班副班长刘培山看到敌人坦克上来以后，高喊：“反坦克小组跟我上！”二班机枪手龚振华为了掩护反坦克小组，直着身子，端起机枪，瞄准坦克观察镜射击，一梭子子弹打进去以后，坦克瘫痪了，不打枪了，也开不动了，机枪手龚振华却身中5弹牺牲了。

来不及顾及战友的牺牲，三班副班长刘培山，面对近在咫尺的第二辆坦克，左手拿反坦克手雷，右手拿手榴弹，本想扔一个手榴弹到坦克边上，利用烟雾避开坦克望哨，冲上去把手雷送到坦克履带上，可刚一举手就被美军密集的子弹打中，中弹后的刘培山竟屹立在阵地上没有倒下。为什么人死了不倒下来呢？因为天气冷。一般的情况下负伤不抢救，流血过多要牺牲的，在零下40度负了伤，不流血，血流不出来，伤口马上就冻住了。

刘培山高举着手昂首挺立在敌坦克面前，可能敌人以为他身上有什么秘密武器，或者被他的英雄气概所吓倒，敌坦克不敢前进，掉头逃跑了。

二班班长张金龙带领全班在最前面卡着要道，反复争夺后，只剩下4个人，3人顺利回到阵地上。张金龙在反击中被7个美国鬼子纠缠，一边后退一边反击，干掉4个敌人，最后退到山洞里，80发子弹打掉60发，他把最后的一颗手榴弹投出去了，居然炸死了洞外敌人，才得以冲回了自己的阵地。

周文江和战士们还来不及掩埋同志的遗体，敌人接连不断的进攻又开始了，这一天，敌人不同规模的进攻达11次之多，都被志愿军一一打退，美军在阵地前面损失200多人，周文江带领的五连伤亡5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

到了晚上，敌人停止进攻。营长教导员把五连替换下来，连队到老百姓家休整，但第二天六连的反击不果断，只好又把五连换了上去，再一次把阵地夺了回来。

阻击美陆战1师七天七夜

11月30日美军又接连不断地进攻。他们改变了一些战术手段，在加大狂轰滥炸的同时，步兵从过去的正面进攻改为侧翼攻击。我们也逐渐适应了美军的战术，注意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当敌人轰炸时，我们进入工事，派出观察哨，炮火一停，我们立即进入前沿阵地坚决阻击。

12月5日，也是我们坚守阵地的最后一天，战斗极其激烈和残酷。北面美陆军一师主力被我军围歼在即，为了逃窜，拼命向南突围，南面美军疯狂北上增援，我们处在两面夹击之下，形势险恶，上级命令我们不让敌人南北合拢，再坚持一天就是胜利。

此时五连包括伤员在内只剩下50多人，要阻击数十倍的敌人，困难不言而喻，我们早就做好了拼命的准备，仗打得红了眼，根本不怕死，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打下去！6日，我们的部队把阵地成功转交给兄弟部队。

从11月30日到12月5日，周文江所在1376高地处在两边夹击之下，形势险恶，周文江所指挥的部队，在下碣隅里高地坚守了七天七夜，打退敌人28次进攻，有效地牵制住大量的美军，为友军歼灭美军主力部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整个战斗俘虏美军7人，打死打伤美军四百余人，击毁坦克4辆，汽车两辆，五连在战后荣获“一等功臣连”光荣称号。周文江被授予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七天七夜下来，这个山上本来是一片白雪，就变成一片焦土了，断枝残叶还在燃烧，山顶被削平了，白雪已被鲜血染红。山上布满弹坑，平均下来两米一个炸弹坑，这是战后军部的检查。整个山上原来都是树，松树，基本没有了。一个营打了一个星期下来以后，剩了60多个人。这60多个人也都因为冻伤，没有战斗力了。

我所在的九兵团出色地完成了阻击美军陆战1师的任务，但伤亡惨重，很多士兵冻伤严重，部队不得不拉回国内休整，很多战士没有再参加后来的战斗。九兵团在长津湖一战中给美军王牌的陆战一师以沉重打击，但自己付出的代价也很大，阵亡七千余人，冻伤三万多人，部队被迫长时间休整。

老兵王世毅：驾车开赴朝鲜战场

王世毅15岁就在学校当团支部书记。土改以后，村里一下就走了一个连的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每一个军区都建立了一个汽校，东北地区因为离抗美援朝战场近，每一个省都设立了一个，这些汽校设立的目的就是为抗美援朝作准备的，学生入校就算入伍。王世毅就在那个时候进了辽东省（今辽宁省）汽车司机学校。

王世毅（左）和战友合影

学开木炭车，走路过边

我们那时候了解苏联卫国战争的情况，抗美援朝战争一爆发，整不好也跟在苏联时候一样啊，美国鬼子烧杀抢夺，不如入朝参战，把美国鬼子拦在朝鲜那边去，这是当时很多人的一种想法。那时候主要是听老师讲，有时候看些报纸，看电影也比较少，但是对美国鬼子的感觉就是恨。

我在汽校学习了6个月，那时候部队司机很少，汽校的教练都是从地方招来的国民党战俘司机，六个学员编成一个组共同使用一辆车。“当时是一个省级的汽校，没有什么好车，有苏联的嘎斯51型汽车，吉斯150卡车等，用的都是地方上的一些老旧木炭车，如38年的福特啊，日产，金刚等等。

当时中国石油资源尚未开发，汽油几乎全赖进口，不仅昂贵而且稀少。王世毅在汽校学的这种木炭车是利用木炭燃烧时产生的一氧化碳作为汽车燃料，木炭装在固定在车厢上的炉子里。开车前摇风吹火，跑20公里左右以后，就必须掏出炉灰，把木炭放进去再烧。这种车的马力自然比汽油车弱很多，时速一般只有20-30公里。

这种车动力不足，汽车一上山，就要派一个人一手提着水桶，一手拿着炉勺子，在后面跟着。汽车跑不动了，就往炉子里里倒一勺水，木炭见水产生一氧化碳，汽车就能再跑一段，然后再周而复始这样操作一遍。

在汽校学习了6个月，1951年7月份毕业后，我被分到火箭炮21师训练队。这支部队原来属于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军长贺晋年，是由华北地区的地方部队改编的，驻扎在东北阜新。

1951年8月训练队接到命令入朝锻炼，当时是从安东徒步过江，从丹东一直走到朝鲜的谷山，足足走了一个星期。当时战士主要的粮食蔬菜补给是由汽车来保障，每个人分点饼干、馒头干、东北高粱米随身带着，路上饿了就少吃一点。咱们丹东这边热火朝天，灯火辉煌的，一过边境线就发现是一片漆黑，村庄被炸平，公路和铁路都被炸断了，所有的东西都炸光了，成了一片废墟。

到了朝鲜，高粱米是主食，菜就是把豆子泡一泡煮着吃，有时候还把豆子做成豆腐。当时训练的内容就是驾驶技术，练习怎么在封锁线上夜间驾驶，躲避敌机扫射，在战争环境训练，基本上跟实战差不多。

有一次训练中我们遇到敌机，同志们刚下车隐蔽，一颗燃烧弹就扔到车上了，整个车就烧着了。我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从来没见过这种场景，当时也不知道害怕，大家就开始拼命跑，跑了很远回头一看，刚才还在开的汽车已经烧得火光冲天，等我们跑到山脚下隐蔽的时候，车上的汽油开始爆炸，整个汽车烧出几十米高的火焰，最后汽车只剩了一个架子，幸亏没有人员伤亡。美国飞机对交通线的轰炸是有目的有准备的，他们之前派了很多特务来侦察，再打照明弹，给飞机发信号。

在谷山训练了三个多月，王世毅所在的训练队就回到东北集训，他所在的火箭炮部队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参加1952年国庆阅兵。1952年12月，这些曾在天安门前扬我国威的火箭炮重武器正式开赴朝鲜战场。

被美军误认为是原子弹的“喀秋莎”

1952年12月到1957年2月，王世毅第二次入朝，这段时间他没有再离开过朝鲜，部队曾驻扎在朝鲜的县里，火箭炮21师207团配备的就是著名的喀秋莎火箭炮。凡是经历过朝鲜上甘岭战役的战士无人不知喀秋莎的魅力，那是战地上振奋人心的武器。

喀秋莎是M-13火箭炮，可以说是现代战争火箭炮的鼻祖，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开始研制，投入使用时为了保密，没专门的名称，只是在炮架上有个字母标记K，后来M-13火箭炮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给德军带来重创，苏军战士看到这个字母，就用他们心目中美丽姑娘的名字喀秋莎来命名。

喀秋莎的射程能达到8800米，发射时首先由别的火力来压制敌人的火力，喀秋莎在进入战场前就先把炮弹填装完毕，八根滑轨16发炮弹，到达指定位置后，设定好目标，驾驶员坐在车里不熄火，炮长摇发射器，射完就撤离，其它火力再全力掩护。当时火箭炮一个连4门，一个团24门，九个火箭炮团一共216门。火箭炮团在战场上享受特殊待遇，因为这种炮太金贵了，不能有闪失。朝鲜丛林覆盖率很高，便于我们隐蔽与躲避轰炸。

那时的喀秋莎车载火箭炮，车是二战时候美军援助苏联的斯蒂派克，火箭炮是苏联自己造的，当时这种火箭炮美国都没有。喀秋莎发射，空中轰炸的美军飞机都吓跑了，炮弹打出去以后战场一片火海。

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的上甘岭战役中，特意征调了24门喀秋莎。亲历上甘岭战役的士兵曾回忆，喀秋莎射完以后，战士们冲上阵地，发现只有两个人活着，其他人不是死了就是昏过去了。这种火箭弹爆炸后产生的震动威力巨大，而且燃烧面积很大，应该算是朝鲜战场上最先进的武器了，甚至有被俘的美军抗议说，你们共产党使用了原子弹！

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押解俘虏

昼伏夜出的“钢铁运输线”

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的洪学智将军曾回忆说：“美国侵略者利用他的空中优势，疯狂轰炸封锁我后方供给线，铁路、公路、桥梁被炸毁。面对强大的敌人，我军后勤官兵士气高涨，我们发动官兵击破敌军的“天门阵”，这就是说要建立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保证前方部队物资和弹药的供给。”

志愿军官兵机智地设置各种假目标，以假乱真，迷惑敌人。有的利用地形，在狭窄的山沟、茂密的森林里建立仓库，囤集物资，停放车辆；有的利用汽车运输灵活、目标小的优势，发明了用汽车“倒短运输”的方法，开展物资、弹药运送的接力赛。

在朝鲜的后来几年中，王世毅就战斗在这条著名的钢铁运输线上。

当时朝鲜所有的铁路桥公路桥都炸断了，水深的地方就在水面上用木头搭浮桥，水浅的就用石头垒起来在上面搭桥。我们当时主要负责前后方物资运输，有时候拉粮食补给，也有时拉人。一般的出车的程序是：白天接受命令，然后就做准备，黄昏美国来轰炸的飞机比较少，我们一般就选择这个时候出发。

当时的汽车运输都是夜间开小灯驾驶，美国飞机专门轰炸运输线，白天单人出去都很危险，开车更不可能。夜间一边行车一边还要反轰炸，汽车的挡风玻璃上边都做了一个架子，在车顶上探出去把玻璃盖上，防止挡风玻璃反光暴露目标，尾灯都不开，只开两个小灯和左边的大灯。

我们反轰炸的方法除了对车辆进行隐蔽伪装和灯光控制，主要靠防空哨：运输线上，隔几分钟就设一个岗哨，一发现敌机就鸣枪示警，司机听见枪声就立即停车灭灯等待。等没了枪声，再上车继续前进。后来有美国兵说，中国每辆运输车上都装了雷达。

当时朝鲜比东北冷得多，我们这些东北兵感觉还好一点，但是也觉得很冷。冬天轮胎上要戴防滑链，而且是后轮双条防滑链。一般天气过冷汽车油路抛锚，就是把油管用嘴吹一吹，可是在朝鲜用嘴一吹就和油管粘在一起了。

每天晚上行车都挨炸，天天有人牺牲，有的是机关枪扫射，有的是炸弹，还有凝固汽油弹（燃烧弹），这种燃烧弹很厉害，落在哪里都能燃烧，连在水上都能烧。

行车沿途都是大山，经常开着开着就听见呼啦啦的声音，那是有的战友开车从山上翻下来了。有一次晚上我伪装汽车时，在地上打桩，一打发现白雪底下埋着一个战友的尸体，都没有人掩埋。

行车到天快亮的时候，飞机又比较少，就赶紧找地方隐蔽，每一段盘山公路山上都修有一连串的掩体，上面搭上棚子，方便早晚运输车的隐蔽。车开进去，冬天就用伪装布，每辆车都有一块大白布，盖上就跟周围的雪地一个颜色，一点都看不出来，在白布的周围钉上木桩固定。到了夏天，就拿树枝伪装。把车安顿好了，就去老百姓家休息，那时候我们都能说一点简单的朝鲜话，可以跟当地的老百姓简单交流。朝鲜的老百姓很热情，都会邀请你进去休息，我们把随身带的干粮放在灶台上，他们就做饭给你吃，有时候甚至你把脏衣服脱下来放在那，他也会主动拿去洗完晒干再还给你。

吃完饭有时候我们就披个大衣到山坡上睡觉，等到下午，就去把车收拾好，天一黑接着出发，周而复始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当时冬天就是吃白菜高粱米，夏天吃豆类和干菜，因为缺乏营养，很多司机都有夜盲症，晚上视力很差。后来部队让大家吃猪肝，把猪肝切碎以后用开水烫一下，带着血丝就吃下去，挺管用，我持续了三个月的夜盲症就是吃猪肝才慢慢好的。

在朝鲜我们住的都是半地下掩体，前线步兵是猫耳洞。朝鲜停战后第二天，我为首长开车去前线视察，看见美军撤离后留下的帐篷，帐篷是呢绒布的，带窗户，用钢筋固定，每人一个行军床，上面有鸭绒被，当时觉得美国人作战条件太好了，太享受了。

1956年元月，王世毅调入驾驶员训练连担任训练排长，一年后，王世毅远在东北老家的女朋友坐着志愿军列车来到朝鲜，他们在朝鲜阿玛尼、在全训练队的几百人面前完成婚礼，婚礼没有什么仪式，甚至没有一桌像样的酒席，买点瓜子喜糖，大家一吃一喝就算完婚了。婚后第二个月，妻子就坐着火车回到家乡山东。

1957年时我们这支部队的战士大多已在朝鲜呆了7年，思乡心切，上级决定，让我们换防回国，但是当时有中立国检查团，停战以后部队不能随便调动，我们只好坐贴着“废品”封条的闷罐车回到祖国。火车从朝鲜境内一直开过丹东，到凤城，跑了一天多才停车吃饭，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要撤防山东。

六十一年前的这场战争，无数中华儿女在朝鲜半岛洒下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周文江和王世毅只是他们中的一员。作为这场惨烈战争的幸存者，如今他们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在他们的回忆中，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似乎就在昨天，永远无法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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