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使秘密往返
前面已经谈到，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始终存在着日伪诱降和蒋汪合作反共的活动，而不论诱降还是共同反共都需要暗通声气。由于中统与日伪有着互相勾结关系，蒋介石与日伪之间的暗通声气，不少就是通过中统这一渠道来进行的，信使的秘密往返时有所闻。他们接触的情况和商谈的内容虽然对外绝对保密，不易为人所了解，但这些人的往还均衔有重要使命却是显而易见的。仅据我所了解，中统特务受国民党中央之命与日伪进行过秘密联系的就有以下一些人：
1、赵冰谷，1935年任中统四川省特务室高干小组长、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肃反专员兼四川反省院院长，后由陈立夫推荐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少将参议。他1939年初潜往南京，同年夏返回重庆，据他自己透露，他是代表陈立夫去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丁默邨从汉奸阵营拉回来。他所说当然未必真实，但此去与日伪有所接触则是完全可信的。
2、吴开先，C.C.系大将之一，抗战初期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被日伪“逮捕”投敌。1942年秋冬，他由汪记特工总部派遣，衔汪精卫的日本顾问影佐少将之命，由上海秘密到达重庆。他抵达后，首先会见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由徐引见了陈立夫、陈果夫，并由陈果夫联系谒见蒋介石，随后又拜会了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参谋总长何应钦等若干当权人物。徐恩曾还出面在重庆川东师范中统局内举行了盛大的游园晚会，为吴开先接风压惊。为了对外绝对保密，晚会由中统重庆实验区的行动队担任警戒，参加晚会的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头目共百余人，C.C.系的重要分子几乎全到了，盛况空前。吴在重庆经过一系列活动以后，由国民党给予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名义返回上海复命，抗战胜利后，他又出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的重要职务。
3、林尹，又名林景伊，浙江瑞安人，1938年以中统专员调任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主任委员，1941年春被日伪“逮捕”。李士群认为林可以作重庆、南京拉拢合作的桥梁，经其本人同意派他返回重庆有所联系。林回重庆后仍由国民党任用，充中央组织部编纂，后又转任四川大学教授、国大代表等职。
4、陈宝骅，浙江吴兴人，陈立夫的堂兄弟，原任中统上海特区情报股长、中央党部驻沪调查专员。抗日战争时期，他多次负陈立夫秘密使命往来于沪渝之间，与日伪有所联系。他自称之所以在沦陷区来去自由、毫无所阻，因他与伪行政院院长周佛海、教育部次长樊仲云都有关系。周佛海早年就参加C.C.集团，国民党取消党内小组织，C.C.变相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周分工抓教育界的活动，与二陈关系极为密切。
5、嵇希琮，浙江吴兴人，陈宝骅表亲。原任中统上海特区情报股外勤，1940年投敌为汪记特工总部工作，1941年受命秘密到达重庆，由中统提升为局本部党派调查处总干事，同年又由中统派回上海，抗战胜利后任中统上海区副区长。
勾结伪军
抗日战争期间，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河北民军总司令张荫梧不打日军、专门反共，导致华北地区相继失守，中条山区沦陷，太行山区已成为国民党在华北惟一的敌后根据地。而这里的八路军却发展很快，建立了晋察冀边区、冀中区、太行山区、冀南区等许多抗日根据地。蒋介石乃于1939年12月在重庆召见了国民党监察委员兼四十军军长庞炳勋，提升他为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和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企图利用庞的乡土关系在太行山区打开一个反共的新局面，确保这块华北敌后惟一的根据地。蒋介石在召见时说：“如果不能达成这一目的，国民党在黄河以北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中原地区也就唇亡齿寒，岌岌可危，国际上也就难以说话。”蒋介石一再指示要化整为零，派兵到河北敌后与共产党争地盘；打日本则要有限度，千万不能“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并应允庞炳勋对他所属部队的饷械从优补给。
庞炳勋明知这是蒋介石牺牲杂牌部队的诡计，自己是在替蒋火中取栗，但他贪图这党政军大权独揽的肥缺，因而甘愿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急先锋。他特邀反共专家中统老特务詹朝阳、阴耀武、马叔尧为委员组成反共班底。庞炳勋与C.C.系早在1933年就有过关系，那时C.C.系大将张厉生曾派人去察哈尔宣化拉拢过庞，这次可算是进一步合作。庞组成河北省政府以后，就将这个反共班底留置洛阳，以幕后策划并与国民党中央联系，自己率部队进驻河南林县，设二十四集团军总部于彭城镇。中统则根据詹朝阳等的建议，特地成立一个晋察冀边区调统室，携带特务电台随庞进驻林县，与庞的反共活动相配合。当时太行山区除四十军外，还有胡宗南部范汉杰的二十七军和土匪孙殿英的新五军归庞节制指挥，但是太行山区大部分地区都被日伪军与八路军占领，庞只占有林县、正定、冀县、关桥、濮阳等县的一小部分，蒋介石要他打开反共新局面的要求直到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也始终未能得逞。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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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