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开始阶段，中统特务机关曾布置地下组织和地下人员对日伪从事情报活动，重点放在沦陷地区，以上海、汉口、北平、天津等地为据点。如上海完整地留下了中统上海特区（后改上海调统室），汉口留下了汉口市特务室（后改汉口市调统室），在北平指派中统特务后大椿为地下活动负责人，在天津则利用租界为掩护活动，特务电台亦设于租界内。中统局本部设有一个日伪情报科，属党派调查处，负责主管指挥这方面的活动。在抗日初期，中统也进行过对日伪汉奸的制裁行动，如派遣地下行动员王永生刺杀日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等。但由于蒋介石制定和执行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日伪情报”就被置于次要地位。
中统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一方针的具体做法，是受蒋介石之命草拟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办法由中统局本部第三处科长谢永存（后升任处长）和秘书濮孟九起草，经特务头子徐恩曾送呈蒋介石核定后，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的名义秘密颁发全国党政军机关执行。其内容就是以共产党为主要敌人，从各方面给予打击，限制其活动和发展，还规定从中央到各省市成立三级“党政军联席会报”，由中央或各地党政军首脑和特务机关头子参加，专门研究各地区共产党活动情况，共谋对策，统一行动。
另一方面，大批中统特务投向日伪，和日伪特务机关合流以共同反共，中统原设于上海、汉口、北平、天津从事日伪情报活动的据点都先后变为同日伪勾结的前哨基地。汪精卫、陈公博投敌以后，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党中央党部，C.C.系头子陈立夫直接领导的中统重要特务丁默邨（原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曾任陈立夫的秘书）和李士群（原为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私人秘书）就相继投敌，在上海极司斐尔路76号组织了汪记的特务机关，也叫“特工总部”（中统特务机关前身叫“特工总部”）。主任委员由汪记国民党中央委员兼伪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丁默邨以伪中央政府政治保卫部部长之职兼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则以伪中央政府警政部部长兼任另一副主任委员。丁、李都是C.C.系的要角和中统原高级特务头目，负“特工总部”的实际责任，他们不但了解中统内部情况，而且和徐恩曾以下的中统特务都很熟悉。在他们的主持和组织之下，大批中统特务相继转入汪记特务机关和伪国民政府，如原中统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特工总部行动大队长苏成德，投敌转入汪记特工总部任第四厅厅长；原中统派在财政部任税务警察的马啸天，投敌后转任日伪政治保卫部政治警察署署长，他和苏成德一起成为丁默邨、李士群的主要助手；又如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原中统平绥路特务室主任胡均鹤、上海特区区长张瑞京、上海调统室主任邓达谧先后投敌，在他们管理下的中统上海特区（调统室）成员也大多参加汪记特工总部工作，中统在上海的特务组织解体，中统对日伪的情报活动反而成为替日伪效力的工具。
在汉口，中统上海特区情报员饶筠伯投敌充当汪记特工总部汉口区区长后，1939年下半年即与中统汉口调统室副主任史希侠相勾结，采取了两种手法投敌：一是对中统特务机关采取集体破坏的形式以掩人耳目，即由汪记特工总部将中统汉口调统室设于法租界的交通机关“合兴商号”及设于德租界某电料行的特务电台破获，逮捕调统室全部人员，随后将这些机关、电台和人员都并入汪记特工总部汉口区留用；二是对调统室散布在外的特务分子采取个别逮捕的办法，然后安置在日伪机关任用，但这些并入汪记特工总部的中统特务仍与中统秘密联系。
北平、天津的中统地下特务组织也都于1940-1941年瓦解。北平中统地下活动负责人后大椿，天津地下特务电台台长周维祺，报务员彭汝云、王绍恩等均投敌当了汉奸，周维琪、王绍恩并于1943年返回重庆中统局，周被派充局本部交通处材料科长，王被派往浙江任特务电台区台长。
蒋汪两家特务合流的目的在于共同扑灭共产党。有些事回想起来耐人寻味，这里仅举出如下两点：
一、中统主管日伪情报的日伪调查科原来属于局本部第一处，那时第一处的职掌是总务、文书、译电、综合情报、日伪情报和邮电检查，1940年以后这一科从第一处划出，改属第二处主管。而第二处又称党派调查处，其职掌是从事各党派的情报活动，这是蒋介石给中统规定的第一中心工作，其中又以对付共产党为首要任务。日伪调查科为什么转由第二处来主管，其用意不是很明显吗！
二、对于勾结日伪充当汉奸的中统特务，中统不但在其返回中统后予以晋级加官，当他们身在日伪之时，对他们在蒋管区的家属也多方掩护、百般照顾。如中统特务苏成德公开投敌后，其妻王静贞及小孩均住四川眉山县娘家，中统仍按月接济生活费用。后因苏成德的汉奸名声太大，且苏又从沦陷区汇寄银元八百元给其妻，引起眉山地方的注意，中统才不得不停止接济，但又协助王静贞秘密前往南京与苏成德团聚。中统对投敌的特务可谓关怀备至，蒋特和汪特的关系由此一点即可概见其余了。
信使秘密往返
前面已经谈到，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始终存在着日伪诱降和蒋汪合作反共的活动，而不论诱降还是共同反共都需要暗通声气。由于中统与日伪有着互相勾结关系，蒋介石与日伪之间的暗通声气，不少就是通过中统这一渠道来进行的，信使的秘密往返时有所闻。他们接触的情况和商谈的内容虽然对外绝对保密，不易为人所了解，但这些人的往还均衔有重要使命却是显而易见的。仅据我所了解，中统特务受国民党中央之命与日伪进行过秘密联系的就有以下一些人：
1、赵冰谷，1935年任中统四川省特务室高干小组长、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肃反专员兼四川反省院院长，后由陈立夫推荐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少将参议。他1939年初潜往南京，同年夏返回重庆，据他自己透露，他是代表陈立夫去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丁默邨从汉奸阵营拉回来。他所说当然未必真实，但此去与日伪有所接触则是完全可信的。
2、吴开先，C.C.系大将之一，抗战初期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被日伪“逮捕”投敌。1942年秋冬，他由汪记特工总部派遣，衔汪精卫的日本顾问影佐少将之命，由上海秘密到达重庆。他抵达后，首先会见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由徐引见了陈立夫、陈果夫，并由陈果夫联系谒见蒋介石，随后又拜会了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参谋总长何应钦等若干当权人物。徐恩曾还出面在重庆川东师范中统局内举行了盛大的游园晚会，为吴开先接风压惊。为了对外绝对保密，晚会由中统重庆实验区的行动队担任警戒，参加晚会的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头目共百余人，C.C.系的重要分子几乎全到了，盛况空前。吴在重庆经过一系列活动以后，由国民党给予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名义返回上海复命，抗战胜利后，他又出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的重要职务。
3、林尹，又名林景伊，浙江瑞安人，1938年以中统专员调任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主任委员，1941年春被日伪“逮捕”。李士群认为林可以作重庆、南京拉拢合作的桥梁，经其本人同意派他返回重庆有所联系。林回重庆后仍由国民党任用，充中央组织部编纂，后又转任四川大学教授、国大代表等职。
4、陈宝骅，浙江吴兴人，陈立夫的堂兄弟，原任中统上海特区情报股长、中央党部驻沪调查专员。抗日战争时期，他多次负陈立夫秘密使命往来于沪渝之间，与日伪有所联系。他自称之所以在沦陷区来去自由、毫无所阻，因他与伪行政院院长周佛海、教育部次长樊仲云都有关系。周佛海早年就参加C.C.集团，国民党取消党内小组织，C.C.变相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周分工抓教育界的活动，与二陈关系极为密切。
5、嵇希琮，浙江吴兴人，陈宝骅表亲。原任中统上海特区情报股外勤，1940年投敌为汪记特工总部工作，1941年受命秘密到达重庆，由中统提升为局本部党派调查处总干事，同年又由中统派回上海，抗战胜利后任中统上海区副区长。
勾结伪军
抗日战争期间，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河北民军总司令张荫梧不打日军、专门反共，导致华北地区相继失守，中条山区沦陷，太行山区已成为国民党在华北惟一的敌后根据地。而这里的八路军却发展很快，建立了晋察冀边区、冀中区、太行山区、冀南区等许多抗日根据地。蒋介石乃于1939年12月在重庆召见了国民党监察委员兼四十军军长庞炳勋，提升他为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和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企图利用庞的乡土关系在太行山区打开一个反共的新局面，确保这块华北敌后惟一的根据地。蒋介石在召见时说：“如果不能达成这一目的，国民党在黄河以北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中原地区也就唇亡齿寒，岌岌可危，国际上也就难以说话。”蒋介石一再指示要化整为零，派兵到河北敌后与共产党争地盘；打日本则要有限度，千万不能“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并应允庞炳勋对他所属部队的饷械从优补给。
庞炳勋明知这是蒋介石牺牲杂牌部队的诡计，自己是在替蒋火中取栗，但他贪图这党政军大权独揽的肥缺，因而甘愿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急先锋。他特邀反共专家中统老特务詹朝阳、阴耀武、马叔尧为委员组成反共班底。庞炳勋与C.C.系早在1933年就有过关系，那时C.C.系大将张厉生曾派人去察哈尔宣化拉拢过庞，这次可算是进一步合作。庞组成河北省政府以后，就将这个反共班底留置洛阳，以幕后策划并与国民党中央联系，自己率部队进驻河南林县，设二十四集团军总部于彭城镇。中统则根据詹朝阳等的建议，特地成立一个晋察冀边区调统室，携带特务电台随庞进驻林县，与庞的反共活动相配合。当时太行山区除四十军外，还有胡宗南部范汉杰的二十七军和土匪孙殿英的新五军归庞节制指挥，但是太行山区大部分地区都被日伪军与八路军占领，庞只占有林县、正定、冀县、关桥、濮阳等县的一小部分，蒋介石要他打开反共新局面的要求直到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也始终未能得逞。
1943年4月，日军扫荡黄河北岸，企图进窥中原，二十四集团军被打垮，庞炳勋与孙殿英都被俘虏。庞通过中统特务电台向国民党中央请示“如何自处”，接着就投敌成了头号军事汉奸。他先被送到北平，见了日军冈村宁次大将和华北汉奸首脑王揖唐等人，然后被安排到南京接受汪精卫的委派，出任和平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兼开封绥靖主任的职务。庞到北平时曾提出将二十四集团军被俘官兵一律释放的要求，得到日酋的同意，因此在二十四集团军的招牌之下，中统晋察冀边区调统室也被掩护下来，照常保持和国民党中央的联系，继续进行反共活动。
日本投降后，庞炳勋以保守开封未被八路军接收有功，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并合影留念，以示嘉奖。中统晋察冀边区调统室主任李郁才也因勾结伪军联合反共有功，被提升为中统北平区区长。
包庇汉奸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大批在抗战期间投敌充当汉奸的中统特务经过中统的妥善安排，又摇身一变而成“抗日英雄”，他们都以中统地下人员的身份被包庇下来，返回中统安置工作。这批特务充当汉奸时都曾经飞黄腾达过，或大大小小地当过官，或多多少少地发过财。因此中统在包庇安置之时，也不是完全无条件的，也要看他们“贡献”的大小。他们由于了解日伪情况，有的就协助中统“劫收”日伪的房屋、产业，有的协助中统没收汉奸的企事业，有的直接向特务头子贡献财礼。当时，国民党方面也有所谓“惩办汉奸”，各级法院对凡在日伪机关当过官以及与日伪勾结过的汉奸商人、企业主都提起公诉，这些汉奸为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免予惩办，都纷纷设法寻求庇护，不惜献出自己大部或全部产业、金条以至娇妻美妾。他们有的就通过中统特务向特务头子进行巨额贿赂，捐得一个“中统地下工作人员”的追认而被包庇下来，中统特务头子因此发了大财，这些中统特务也算有了“贡献”。在这期间，中统在全国“劫收”的企业事业多达数十个，在局本部专设一个“事业管理委员会”来管理，特务头子叶秀峰自兼主任委员，派心腹朱元懋任书记。叶秀峰在逃往台湾之前，一次就交其独子带往台湾黄金数百条，不幸他独子所乘的江亚轮中途失事，人和黄金一同葬身海底，叶秀峰落得个人财两空。
中统包庇汉奸的方式有二：第一，对欲包庇的汉奸，凡被各级法院提起公诉的，都由中统出具证明他们在抗日期间是由中统派在沦陷区执行秘密任务的文件。既是秘密任务，就不需要什么证据，也无法查对核实。第二，对投敌当过汉奸的中统特务开办一个“地下工作人员讲习班”（简称“地讲班”），将他们集中起来施以短期训练。这个训练班公开任务是考察和转变这批“地下人员”的思想，实际上是防止他们泄露中统同日伪勾结的内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付中统内部，因为中统内部都知道这批特务是当了汉奸的。经过“地讲班”“洗礼”的这批特务兼汉奸，结业以后大部由中统分派工作，有的在日伪时期早已腰缠万贯，无意再回中统工作，则由他们自行安排，但中统仍按规定要他们保持特务的关系，用这种方法继续加以约束。
中统的“地讲班”共办了两期，第一期是1946年5-6月，第二期是同年9-10月，受训期各定为两个月，地点都在苏州观前街中张家巷29号。该班主任是特务头子叶秀峰的亲信、局本部督察室主任王保身（督察室是受特务头子之命执行“宪兵”职责的，专司考察特务思想、勤惰、是否忠实、有无违犯纪律情事的机构，在中统被称为“特务的特务”）。该班在管理方面十分严格，如学员报到后一律编号，受训期间彼此都以编号相称，不准暴露自己的身份和真实姓名。课程有三民主义、国际形势、国际常识、情报业务、党派工作、党政调查、行动技术、手枪使用法以及精神讲话等，讲师都是局本部各单位负责人。讲课后组织讨论，但这些不过走走过场而已，因这些人都是多年的老特务，对于这一套早已稔熟，重要的还是要在受训期间详细总结和交代自己在日伪的一切情况。
该班第一期学员计有20余人，结业后一部分留在中统工作，如陈鋆在中统局本部任事务科长，姜颂平在中统上海办事处任党政调查组长；一部分自行安排，有的仍干自己的本行，如奚树基执行律师业务，有的经营商业，如宋建中任南京复兴商场经理，邓达谧经营五洋商行、大成银号，柯建屏经营银行，徐崇文经营钱庄典当等。第二期学员计有42人，这一期由于国民党于1946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而提前结业，其中20余人调局本部及南京实验区参加国大的临时活动，十余人被派往上海办事处等单位工作，其中如王冰还当上上海办事处的总务科长，邢汉刚当上江苏调统室书记。
中统除以上述方式包庇汉奸以外，还有不经“地讲班”受训而直接分派任用的，如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抗日期间当了汉奸，胜利后为中统所包庇。当时黄已70多岁，由其子黄源涛出面参加中统，任上海办事处社团组组长，黄氏父子手下十余名大小喽罗都被包庇下来在社团组任用。但是，也有中统特务投敌当了汉奸以后罪行昭著，抗战胜利后中统为了保全自己而将他们牺牲掉的，如日伪特工总部两大特务头子之一的丁默邨和特工总部第四厅厅长苏成德等就被处决，另一特务头子李士群则因争权失宠及其他政治原因，于1944年被日本人毒死于苏州。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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