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丨走进河洛大地 感受多元汇聚、开放交流的文明特性

大河网讯 “有容，德乃大”“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文明以宽广的胸怀塑造出包容万物的品格，是文明海纳百川伟大胸襟的体现，也是文明汲取丰富营养而不断壮大的根本所在。

河洛文化，是以伊洛盆地为中心的区域性古代文化。作为我国五千多年华夏文明的源泉与主脉，河洛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中具有历史核心的作用。

5月15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物探源集中采访活动第三站来到洛阳，实地探访苏羊遗址、徐阳墓地、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在河洛大地上，近距离感受多元汇聚、开放交流的文明特性。

苏羊遗址：“东方两河文明”的璀璨明珠

“西方有两河文明，在黄河中游的伊河、洛河流域同样存在着两河文明，诞生于河洛地区。在我看来，苏羊遗址就是东方两河文明的一颗璀璨明珠。”

在宜阳苏羊遗址考古工地上，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史前研究室主任、副研究馆员任广对记者说。

北临洛河、南望熊耳山，苏羊遗址沿洛河分布，总面积60多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达5米以上，遗址所在的洛河中游地区是洛阳盆地史前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2019年，苏羊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被列入“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重大项目。

“2021年以来，我院对苏羊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发现苏羊遗址从仰韶早期一直到龙山时代晚期，延续时间长达2000多年。”任广告诉记者。

据介绍，通过细致的调查和勘探，考古人员在遗址北部发现了人工环壕、生活区、墓葬区、人工湖沼等重要遗迹现象。清理出一大批房址、墓葬、瓮棺葬、灰坑等重要遗迹现象，还清理出一处多人二次埋葬坑，性质极为特殊。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等，其中不乏玉璧、彩陶盆等珍贵文物。

在文物储藏室，任广从保险柜里取出一枚兽首石雕样本，其形制与红山文化半拉山墓地出土的一件兽首的钺端饰极为相似。“这基本能够佐证，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存在密切交流，而且很可能发生在上层社会。”任广表示。

此外，在陈列的文物中，有不少带有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这也意味着，在仰韶晚期的中原地区，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和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也已经存在深度交流碰撞。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新发现一些较为典型的仰韶早期遗存，同时还出土了少量油子岭文化、大汶口文化因素的遗物。”任广介绍，苏羊遗址为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碰撞提供了新的材料，见证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是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极好样本。

徐阳墓地：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见证

“初在河西居敦煌，逐草牧马称君长。烽火连年西周殁，浴血周原战秦襄……”在徐阳墓地的一块展板上，写着一首名为《陆浑戎小传》的长诗。

西北戎人的墓葬为何出现在中原腹地？这背后有一段故事：东周时代有戎人之国名为陆浑国，陆浑戎，属姜戎一支。史料记载，公元前638年，秦晋迁陆浑戎于伊川。

这个故事随着徐阳墓地的发现而得到了进一步印证。徐阳墓地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西南伊川县徐阳村、顺阳河中下游两岸台地之上，地势平坦，丘陵环抱，面积约20万平方米。

洛阳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马占山告诉记者，墓地西侧约2公里发现古城1座（南留古城），据文献记载南留古城为两汉时期陆浑县县治所在，东北13公里伊河西岸有伊川故城遗址。

自2013年起，洛阳考古研究院对徐阳墓地开展了连续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15座车马坑，以及各时期大中小型墓葬300余座。通过清理和发掘，考古人员在大型墓葬中出土了编钟、编磬以及青铜及玉石质礼器，小型墓葬中清理出中原地区所罕见的单耳陶罐，此外，车马坑中发现有马牛羊“头蹄葬”现象。

“徐阳墓地时间跨度及所处区域与‘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的陆浑戎高度吻合。”马占山说，徐阳墓地东周时期墓地葬制、墓葬排列、器物组合及葬俗具有典型的周文化风格，也体现了陆浑戎对周礼的高度认同。

值得关注的是，在墓葬或陪葬车马坑中发现了放置马牛羊头蹄的殉牲葬俗，与春秋时期中国西北地区戎人葬俗相同，反映出徐阳墓地族群与西北戎人之间存在渊源。

“我们结合文献，推断徐阳墓地主体遗存为东周时期内迁至伊川的陆浑戎遗存。”马占山表示，这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资料，其所表现出的文化融合与嬗变，是中原华夏文明的先进与包容性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华文化五千多年有容乃大、兼收并蓄、民族融合的实证，对探索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民族融合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里头遗址：“它开了中国文明之先河”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在古代史书中，“三代”一般指夏、商、周三个王朝时代。王权国家的首都，由于地理位置居中，拥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文化磁场。

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在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双重证据中，正在从传说时代走向历史真实，《史记·夏本纪》也正在成为翔实可信的历史记载。

行走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触摸着手工夯土墙面中镶嵌的陶器碎片，仿佛回到了那个规划有序、功能悉备、宫室翼翼、百工齐聚、礼乐初成的东亚大都。

馆内基本陈列“华夏第一王都”包含了“第一王朝”“赫赫夏都”和“世纪探索”三部分，共展出弥足珍贵的各类文物1500余件，系统展示了夏代历史、夏文化探索历程和遗址60多年的考古成果，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

网格纹铜鼎、乳钉纹铜爵、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在一件件镇馆之宝前，记者们驻足观看许久。讲解员孙晨娇提醒大家，在夏绿松石龙形器旁边摆放的子安贝。

“经过考古人员研究，这些子安贝来自遥远的印度洋。”孙晨娇告诉记者。不仅如此，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象鼻盉，有着福建地区马岭文化特征，而一旁的鸭形鼎，则受到上海地区马桥文化影响。

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陈列保管部副主任赵腾宇看来，二里头文化时期呈现融合集中的“王朝气象”，不同类型的文化因素汇聚在此，体现了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的多元汇聚、兼收并蓄、开放交流的特性。

如果说，盛唐时期的都城有着“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那么，作为广域王权国家首都的二里头，可能也曾出现过“四方使臣来朝”的情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工作队前队长许宏对二里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曾说过：“二里头就处于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金玉共振’的节点上，从‘满天星斗’转为‘月明星稀’，最皎洁的‘月亮’就是二里头，它开了中国文明之先河。”（李东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