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在成为国歌之前

妈妈，快来看，这是谁？

这是田汉——就是写国歌的田汉。

为什么他的头发看起来这样奇怪？全都朝天上竖着。

……那是因为当时这首歌鼓舞着全中国的抗日运动，田汉叔叔他太激动了。

这是2015年8月26日中午，成都商报记者听到的一对母子在国歌展示馆里的对话。距离新的学期开学还有不到一周，这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孩子和家长。

距离他们不远处的钢板外墙上刻有十种语言书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稍远一点的360°环形影院里，正在播放1935年、1949年和当代不同时期录制的《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国歌展示馆位于上海市杨浦区荆州路。80年前，这里是电通影业公司旧址，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地。80年后，有超过50万人次在此地重新回味了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永不褪色的魅力。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1 创作

歌曲问世两月聂耳身亡

《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位听众是左翼电影运动领导人司徒慧敏的母亲。

当时聂耳经常到好友司徒慧敏的家中做客，每次谱完曲，都迫不及待地唱给司徒慧敏的母亲听。创作完《义勇军进行曲》初稿时，聂耳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充满激情地唱了起来，这给司徒的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后每当聂耳去他们家，她就说“起来”来了。有一天午饭前，聂耳又去他们家，司徒的母亲对媳妇说：“快，再加点米，‘起来’来了”。

聂耳与司徒慧敏当时都在左翼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影业公司工作，当时田汉也在公司里负责领导电影创作。1935年，田汉写出剧本《凤凰的再生》，后被改编成《风云儿女》。其中最后一节诗稿，后来就成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原版歌词。

田汉写完初稿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剧本交到了编剧夏衍手里。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听说《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谱曲，就主动向夏衍要求把任务交给他。

夏衍回忆聂耳“抢”工作的情景：“一拿到《风云儿女》的剧本，聂耳就找到剧本最后那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

当年3月底，在上海霞飞路1258号3楼居所内，聂耳连熬两夜，完成了曲谱初稿。他对导演许幸之说：“我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在钢琴前弹琴，一会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房东老太以为我发疯了，跑到楼上骂了我一顿。”

实际上，就连聂耳本人也没有想到这首曲子将来对后世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但是在日记中却没有关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只言片语。

很快，聂耳为躲藏国民党当局抓捕，于1935年4月15日赴日本，并在日本将《义勇军进行曲》曲谱修改定稿，再寄回电通公司。

《义勇军进行曲》手稿当时由词作家孙师毅保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孙师毅把手稿藏于夫人的行李中，两人逃亡到东南亚，却在途中失散。也就是说，真正的手稿已经遗失，现在见到的手稿都是取自留日学生张天虚、黄凤等人于1935年编辑出版的《聂耳纪念集》。

事实上，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影片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曲谱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风云儿女》投资人、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三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正式成为《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与义勇军是有渊源的。早在1933年2月，他曾到热河抗战前线慰问驻守在那里的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原骑兵旅迫击炮连连长刘凤梧曾回忆说：“……我正在指挥部队唱《义勇军誓词歌》，聂耳是南方人，他问我们唱的是啥子歌。我听成是‘傻子歌’，告诉聂耳，我们唱的不是‘傻子歌’，是《义勇军誓词歌》。”

1935年5月9日，位于徐家汇路1434号的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首次为电通影业公司合唱队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唱片，唱片编号为34848b。所谓合唱队，只是临时凑成的，有七个人：盛家伦、司徒慧敏、郑君里、金山、袁牧之、顾梦鹤、施超。其中郑、顾、司徒三人都是广东人，因此在1935年的版本里，我们能听到夹杂着一些广东口音。

当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首映。当日，《中华日报》电影宣传广告上写着：“再唱一次胜利凯歌！再掷一颗强烈的炮弹！”《申报》电影广告栏也写道：“这儿有雄伟的歌——是铁蹄下的反抗歌！”

长期研究电影史的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说，“田汉和聂耳当时非常想创作出一首像法国《马赛曲》那样提振士气的进行曲，从创作一开始就有激励人们斗志、要救亡图存的一种意志。恰是在民族危机的大时代背景下，这首作品在银幕上一出现，就不胫而走，得到广泛传唱。”

然而无论是聂耳还是田汉，都没能第一时间听到这首《义勇军进行曲》。歌曲问世两个月后，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不幸溺亡，享年23岁，《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他传世的“绝唱”。当月从南京宪兵司令部出狱的田汉，惊闻聂耳遇难后，不禁失声痛哭。

2 传唱

从汉口车夫到美国黑人歌手 都会唱

《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显然没有止于银幕和唱片。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

1938年，丰子恺写了《谈抗战歌曲》：“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于村夫牧童之口。都市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39年，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在《人民之战》中说：“《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

同样是在1939年，音乐家李抱忱主持编辑了英文版的《中国抗战歌曲集》，其中对《义勇军进行曲》的注解是：“此歌原用作电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这激动人心的‘痛苦和愤怒的呐喊’像大火席卷全国……”在这场“大火”中，中华慈幼协会收容的难童在学唱《义勇军进行曲》；上海各界救亡团体的宣传队员在齐唱《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数千北平大学生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示威游行；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出狱，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面对数百名欢迎群众，也在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张学良晚年曾多次说道：作为军人，没能亲自参加抗日战争，这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他正被幽禁在贵州桐梓天门洞。当日，各族民众欢聚在“坝子”上载歌载舞，张学良从一位老者处借来手杖，亲自指挥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歌声在结尾休止符处止息时，他拄向地面的手杖，竟然断成两截。

在70多年前的上海滩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天下无人不识“刘”。这里的“刘”是社会活动家、指挥家刘良模。1936年6月7日，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第三届“民众歌咏会”，他指挥5000余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场面慷慨激昂，一时无两。

刘先生还在美国教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唱《义勇军进行曲》。后来保罗将《义勇军进行曲》灌录成了唱片，取名为《起来》。宋庆龄亲自为唱片撰写英文序言：“这是所有国家的人民发出的声音……”

的确，《义勇军进行曲》不仅是中国人民发出的声音，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国际战歌。

田汉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提到：陶行知在埃及金字塔下听到有人唱《义勇军进行曲》，梁思成在美国讲学期间听到美国小孩在脚踏车上吹口哨，吹的也正是《义勇军进行曲》。马来西亚的一支抗日队伍，把《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西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美国米高梅公司甚至拍摄了一部根据赛珍珠同名抗战题材小说改编的电影《龙种》，片中也回荡着《义勇军进行曲》那激越的旋律。

3 国歌

人人能唱的“流行曲”被选成国歌

到了1949年《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时，国人欣喜发现：刚刚选出的新国歌竟是人人能唱的歌曲。

1949年9月，刘良模应邀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会上，以唱《义勇军进行曲》成名的刘先生说：“国歌要代表一个民族。《义勇军进行曲》经过非常长的斗争考验，在群众中是完全通得过的。所以它变成国歌，比临时再写一个国歌要好。”

曾担任粤桂边纵队参谋长的杨应彬在《人民政协报》上撰写回忆文章，提及筹备开国庆祝活动的细节，大家“头疼的是国旗样式”。9月30日新华社才发出样式，没有照片，只能按照文字描述来绘图缝制，而“《义勇军进行曲》大家都会唱”，庆祝活动上唱国歌是丝毫不成问题的。

1949年12月1日，《大公报》报道《重庆解放了》，描述满街人民同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场面：“当一队解放军在爆竹欢呼声里行抵校场口、上武巷口时，街口一家‘良友乐队’奏起《义勇军进行曲》，满街人民同时随声合唱，那雄壮的歌声，表现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高昂斗志是多么坚强。”

全中国的人民可以随口开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从694首歌词和632首曲谱里面胜出，最终成为国歌的。

1949年7月，新政协筹备会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公开为国歌征稿，但来稿中没有一首特别令人满意。政协会议开幕在即，国歌仍无定稿。毛泽东主席亲自召集座谈会商讨国歌事宜，徐悲鸿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得到多数与会者支持。

经过充分讨论酝酿，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代国歌。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的“新华社信箱”栏目，发表了新华社答读者《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

“问：为什么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其中有些词句不符合于目前情况为什么不修改？

答：《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会在长期间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1978年，《义勇军进行曲》被修改歌词后确定为正式国歌，1982年恢复原歌词，2004年被正式写入宪法。

鲜为人知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前作为主旋律奏响，其实并不是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此前7月7日晚8时，北平市二十万群众举行“七七”抗战12周年集会，就是在《义勇军进行曲》军乐声中开始的。

从那以后，它无数次地在天安门前响起。聂耳的侄女、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作曲家聂丽华回忆，“最难忘的是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年时，我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庆祝活动，当时《义勇军进行曲》响起，眼泪禁不住往下流……我们一边唱、一边不断挥动手里的花束，挥到后来花都秃了，满地都是花瓣。”（来源：成都商报”字样。违反上述声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