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张国焘从共产国际回国的内情（二）

共产国际东方部另有考虑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张国焘回国问题的信和电报后，没有立即表态，因为共产国际正忙于对李立三的错误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作出正式结论。

1930年10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政治委员开会，听取东方部《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草案），决定批准该信并以政治委员会名义发出。这封信认定，李立三的错误“不是什么不同意，或者是估量时机和了解策略任务上的次要不同意见”，而是“和国际执委会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的政治路线”；李立三的错误“事实上是用‘左’倾的空谈，遮盖机会主义的消极”。指责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模糊混淆这两条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那就不但有害，而且包容将来重复这些错误的极大危险”，也就是说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

为了贯彻落实这封指示信，共产国际特派东方部副部长兼远东局局长米夫为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于10月下旬秘密前往上海，监控中共中央的动态，加强对中国党的干预力度。

在这种情况下，11月10日，共产国际东方部才开会讨论张国焘回国问题。张国焘和黄平应邀出席。会议在萨法罗夫主持下，听取中共中央关于召回张国焘和任命黄平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报告。会议决定，“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召回张彪（张国焘）同志和任命黄平同志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决定”；但是要“通知中共中央，东方部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召回张彪同志原因的表述，这种表述是与共产国际的决议相矛盾的”。既然东方部否决了中共中央要求张国焘回国的理由，为什么还同意张国焘回国呢？会上无人说明，但显然这是另有考虑的。

不久，中共党内发生重大变化，东方部的考虑也逐渐显露出来。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到共产国际来信，经过两次政治局会议讨论后，于11月23日又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国际来信。会上，米夫首次露面，双方商定了政治局对三中全会的补充决议。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简单的文字修改后，正式通过《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决议》“完全同意国际执委会的这一封信”，认为“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但是三中全会没有把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彻底的揭发出来”，“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这就使执行国际路线的主要任务，没有能彻底解决。”

《决议》发出后，立即遭到米夫特殊信任的陈绍禹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在中央接到国际来信前，已从新近从苏联回国人员那里得知国际来信的内容，于11月11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抢先打出反对“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旗帜。11月27日，陈绍禹、秦邦宪等人成立的派别组织“临时小组”作出决定，指责“政治局11月25日决议只是耍外交手腕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们仍不愿意放弃李立三路线，不愿意坚决按照共产国际的路线进行工作。”陈绍禹等人宣称，“党中央领导已经垮台”，要求“把那些在与李立三路线和其他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表现坚定的同志推举和吸收到领导机关中来”，带头进行反对三中全会及其中央的活动。与此同时，一贯坚持反对“立三路线”并受到三中全会错误打击的何孟雄和受到李立三批评、对“立三路线”不满的罗章龙等人，也纷纷起来，在党内形成一个反中央的浪潮，使中央无法工作下去。

米夫分析当时形势，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旧的领导完全惘然若失，放弃了领导权，丧失了任何威信”，“被逼得万般无奈，走投无路”，“他们认为自己离开领导工作岗位是毋庸置疑的事”。“旧的领导被排挤到了一边，整个党内斗争实际上是由其他两派的人在进行”。一派是陈绍禹等人的“青年共产国际派”，另一派是包括全总几个工人在内的，以何孟雄、罗章龙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派”。起初这两派以“不成文的协议”方式共同反对“立三路线”，但很快暴露了这两派之间的分歧，“在反立三主义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实际上党内展开了这两派之间的斗争。”

米夫认为，这种形势表明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时机已经到来，而这两派中哪一派人上台则是问题的关键。他深知陈绍禹等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在党中央没有根基，在党内也比较孤立，仅靠共产国际的支持是不够的。要“把坚定地为共产国际路线而斗争的所谓‘青年人’推上负责工作岗位”，必须“为旧领导中的优秀分子保留领导工作机会”，“使工人同志离开罗章龙”，“争取使他们同‘青年人’和旧领导中的优秀部分联合在一起”，才能孤立和战胜人多势众的何孟雄、罗章龙派。谁是“旧领导中的优秀分子”呢？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中，李立三、李维汉不行了，瞿秋白也不行了，项英已去中央苏区，几个工人委员可以保留，但有经验、有能力的领导人只有周恩来了，而他还没有从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责难中解脱出来。于是，米夫把目光转向远在苏联的张国焘和蔡和森，他们都是六届一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和森是1928年11月被李立三等人开除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后送到共产国际去的，张国焘则在三中全会前就向共产国际表示反对“立三路线”，争取他们回国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这对扶植陈绍禹等人上台，孤立和战胜何孟雄、罗章龙派是非常需要的。

12月2日，米夫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他来上海后的工作情况和中共党内的现状。他说：“莫斯克文（周恩来）和斯拉特霍夫（瞿秋白）到来之后，遇到了组织严密的李立三集团，他们开始有些动摇，因而采取了调和主义（莫斯克文更甚些）。在三中全会上，他们事先不与远东局打招呼，就决定不把与远东局商定的表述写入政治决议（老的中国花招），从而把那个决议变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文件。与此同时，一些党员（戈卢别夫、古德科夫、波戈列洛夫等人——即陈绍禹、沈泽民、秦邦宪等人）开始在会议上发言，向中央递交声明，批判李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的来信，信中把李立三路线说成是与共产国际路线完全对立的路线。党的领导人焦急不安起来。他们来找我们商量。这是我与他们第一次会见的议题。”米夫在信中明确提出：“我请求尽快让张彪和蔡和森到这里来，这里的工作非常需要他们，他们在这里会改善局面。我已同中国的三人小组达成共识。以前的那些理由都是通报不准确造成的。问题已得到解决。他们在政治局里的工作将会得到保证。”

米夫的言行表明，共产国际东方部同意张国焘回国，并不是要他“负担领导中央之责”，而是作为“旧领导中的优秀分子”，同“青年共产国际派”合作，为支持陈绍禹上台，孤立和战胜何孟雄、罗章龙派发挥重要作用，而参加中央政治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