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为回国作准备
11月10日,张国焘得知共产国际东方部同意他回国的决定后,积极创造条件,为回国作准备。
12月4日,张国焘向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提交了“关于我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的声明书。他从六个方面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一)在中国大革命时期,犯了“极为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八七会议后“机会主义残余在后来的一些事件中又显露出来了”。(二)南昌起义时出现的错误,“是过去机会主义的继续,我是对这些错误承担重要责任的人”。(三)中共六大期间,“没有再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是我极其严重的错误”,“实质是对右倾机会主义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四)讨论共产国际1929年2月给中共中央的来信时,“我又重谈‘不可避免的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有可能放慢’的老调,同时没有充分认识到,右倾危险特别有所增强”,“这些观点毕竟是对右倾的调和主义”。(五)“中共代表团应对中山大学的工作遭到完全破坏承担重要责任”,“是政治上的不成熟、不坚定的又一表现”。(六)“我很久不能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精神来公开地指出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并同这些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也是我的一个政治错误”。最后,张国焘表态说:“我认为,中共一些领导同志在中共三中全会期间所作的评价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认为,我同李立三同志的冒险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路线的斗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态度。我认为我有责任作出郑重声明:现在我要站在共产国际的路线上坚决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倾和特别要反对右倾危险。”
12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立三路线”问题,张国焘、蔡和森、黄平都参加了。会上,李立三全面检讨了“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错误。他在讲犯错误的历史根源时,谈到蔡和森问题,承认“六次大会后,中央的组织路线,是和我的错误密切相关的。我们机械的了解党的纪律。我们禁止自我批评,禁止对于政治问题的自由批评。譬如你们知道的‘北方问题’,当时因此而不正确的开除和森同志的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发言,首先宣读了12月4日的声明书,然后批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肯定了陈绍禹等人的派别活动。他说:“对于个别组织上的结论,亦是表现组织路线的不对。好的同志,批评立三错误的同志,被三中全会当做反革命分子,留党查看三个月。用这种理由开除了好的同志。”蔡和森在批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路线”时,也表示对“青年共产国际派”的支持。他指出,“现在我们党有危机。立三来莫之后,中国党的机关之中,依旧反抗国际路线,运用种种手段,来继续自己的路线……他企图说下层代表是小团体,是右倾,来抑制下层代表”。“而新起下层代表不是小团体,这是群众的代表,他们批评上级的错误路线,他们是救党于危机中的唯一动力。党的老辈——我也是一个——已经不能做新的运动了。他们有过各种‘左’的右的等等错误。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已经落伍。如果还有人企图抑制新生的干部,我认为事态是异常严重啊!应当对于这种企图大大的打击”。李立三、张国焘和蔡和森都在各自有关的问题上,向共产国际表明了态度。
在国内,为张国焘回国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与米夫协商后,于12月16日在通过《关于取消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达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的同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
中央政治局根据国际的通知与国焘同志的声明,对于三中全会关于国焘问题的讨论和决定,特成立下列的决议:
一、刘明复(佛)同志关于国焘同志要在国际提出的意见书的说明,是站在掩蔽立三路线的立场上来反对国焘同志意见的。因此,他对于国焘同志意见的批评与攻击,是完全不正确的,应受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指责。
二、 因此,三中全会对国焘的批评与攻击,之夫(瞿秋白)同志结论中所提到国焘同志的问题都是错误的了。同样根据这一讨论发生十多个同志签名要求撤销国焘同志工作以及对于国焘同志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三、 现在取消三中全会对于这一问题的决定,并公布这一决议。
这一决议公布后,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政治局、陈绍禹等人的“青年共产国际派”和罗章龙派都能接受的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人选。
提名张国焘为新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件事,是不是由何孟雄带头发起的呢?12月29日,远东局成员与何孟雄谈话时,何孟雄说:“我们已经两年没有见过张国焘了,不知道他持什么立场。”在回答“同志们会建议什么人进入政治局以取代他们建议开除的那些政治局委员时”,何孟雄说:“只会建议来自实际工作中的工人积极分子。”12月30日,远东局成员埃斯勒同徐锡根谈话时,徐锡根提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张国焘。埃斯勒问:“这个名单你是怎么拟定的?何孟雄是否也知道这个名单?”徐锡根答:“我们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讨论过这个名单,它是讨论的结果。我没有对何孟雄说过这个名单。”可见,何孟雄并没有参与其事,更谈不上带头发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