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回国后的结局
1931年1月初,张国焘和蔡和森先后动身回国,1月下旬到达上海。
这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已于1月7日开过,会议在米夫的操纵下,通过政治决议,形式上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实质上却是反对“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使共产国际的路线占据统治地位。在组织上改造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把陈绍禹推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领导岗位;采取“留周去瞿”的方针,保留了周恩来的政治局委员;“将旧领导中的优秀分子、罗章龙派的工人部分和年轻的共产国际派联合起来”,孤立和打击了何孟雄和罗章龙。1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为候补常委。但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1月3日会议决定的意见,“远东局承担对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实际领导工作”,中国党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米夫决定,没有任何讨论余地。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何孟雄、罗章龙等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和选举结果,要求共产国际撤换米夫,另派代表来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解决中国党的问题,掀起一场新的风波,使米夫和陈绍禹等人陷入困境。不久,何孟雄等人被捕牺牲,罗章龙等被开除党籍。2月初,反对四中全会的分裂活动在上海被平息下去,米夫好歹控制住了局面。于是,米夫又把陈绍禹推上中央常委领导岗位,让他直接掌握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张国焘虽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常委,但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还在他回国途中,1月17日,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季亚尔就写信给远东局,提醒他们注意:“现在中央委员会内已开始进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李(立三)、张彪(张国焘)、蔡和森都宣称自己忠实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这就不排除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争夺首脑地位。谨慎是智慧之母,你们应该小心谨慎。”因此,大权在握的米夫和陈绍禹,既要发挥张国焘在维护四中全会的领导、平息反四中全会的分裂活动中的独特作用,又要防止他争夺中央领导权。
张国焘回国后,立即参加正在上海进行的平息反四中全会分裂活动的工作。他在党内刊物《实话》上发表文章,宣称:“四中全会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建立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四中全会是根据国际指导和批准而召集的,现在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右倾分子和立三主义的残余分子或明或暗的反对所谓陈绍禹派,这就是藉反对陈绍禹派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事实,因为陈绍禹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
上海问题基本解决后,2月中旬,张国焘又以“中央负责同志”的身份,前往天津“巡视”,协助中央代表团解决中共顺直省委内反四中全会的分裂活动问题。他利用过去在北方工作时的老关系和影响,说服有关负责人“承认错误”,建立了拥护四中全会的新省委。米夫和陈绍禹对张国焘的表现是满意的,但并没有让他留在中央常委内做领导工作。3月28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去贯彻四中全会的路线。4月11日,张国焘到达鄂豫皖苏区上任,此后不再是中央常委。
蔡和森没有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回国后只被分配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3月,中共中央派他赴香港担任广东省委书记,5月改任两广省委书记。6月,蔡和森被捕,不久牺牲。
1931年4月,米夫完成他的特殊使命后返回共产国际述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