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杨继盛为例谈明代士大夫如何偏见误国

中国历史上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一方面熟读孔孟之道，一心报效国家，而另一方面又头脑僵化，教条、机械、片面地去看待问题。在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他们简单化的做法，虽然出自一片丹心，但却使得国家丧失了以更好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机会，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明朝处理俺答求贡的前后经过，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

俺答求贡的失败

俺答汗是明朝中后期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的首领。他在继承父兄基业的基础上，东征西讨、战功显赫，逐渐成为了蒙古右翼三万户实际上的盟主。自从明朝建立，元帝北逃以来，明朝与北方蒙古族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大稳定，时战时和。南北方之间正常的贸易交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单一的原始畜牧业使靠其为生的蒙古族人民陷于极端困境，再加上生齿日繁，用度日增，手工业极不发达，日用品“必资内地以为用”。在当时，要想得到汉地的物资，只有两个途径。一是贡市贸易这种和平的方式，另一种就是抢掠。在北元朝廷瓦解之后，蒙古人早已丧失了进取中原的雄心，他们对汉地唯一的期盼就是得到那里的物资。对他们来说，朝贡和打仗都是获取物资的手段，哪种成本低而收获高，就用哪种。

俺答明智地作出了选择——求贡，当然，如果求贡不成，还是要来抢的。在他当上“索多汗”并控制了蒙古右翼诸部之后一次又一次地伸出了橄榄枝。然而，答复他的，却不是友谊的拥抱。

嘉靖20年秋（1541），俺答派使者石天爵“款大同塞”，正式向明廷提出通贡请求。廷议期间，俺答待命塞外，颇作出了一些和好的表示，他邀请明军边防军官一同欢宴，又严惩了以前抢掠过汉人衣粮的部下，并将抢来的东西全部归还。边臣们的意见是：同意俺答通贡的请求有益无损，就算担心俺答事后不讲信用、再来犯境，只要不放松边防就是了。奏章送到北京，兵部倾向于同意边臣的意见。然而，这个廷议的结果却被嘉靖皇帝打了回来，勒令再议。于是兵部的调子立刻来了个 180度大转弯，大谈“虏多诈，其请贡不可信……唯以大义拒绝之，则彼之奸谋自沮。”皇帝看了之后龙颜大悦，批示说：“务选将练兵，出边追剿，数其侵犯大罪，绝彼通贡。”俺答大怒，“遂大举内犯”，下石岭关，掠太原，杀死了明朝的总兵丁璋等大将，“边患始棘”。

嘉靖21年闰五月，俺答再次宣布停战，派石天爵去大同请求通贡。结果，石天爵被明廷凌迟处死，传首九边。俺答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极其愤怒，“遂不待秋期，即以六月悉众入寇，大掠山西”。

此后类似的故事又重复了好几次，大概都是俺答遣使求贡，被明廷断然拒绝。有的使臣刚到边境，就被明军杀了冒功，有的运气好一点，得到了明朝边臣的支持，但无论如何也过不了朝廷那一关。

终于，到了嘉靖29年6月，俺答率领所部数万精兵进犯大同，以伏击战杀死了素以骁勇著称的明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宣大总兵仇鸾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竟以重金贿赂俺答，让他去攻别的地方，不要来打宣大。俺答于是移兵东向，进犯蓟镇，于8月16日大破古北口明军入塞，并于当日进抵密云，次日又进至通州，分兵掠昌平，前锋直抵北京城下。这是明朝自开国以来，北京第二次被围，史称“庚戌之变”。而这次明朝的准备却比“土木之变”时更糟，既没有于谦这样的大臣主持全局，各镇的勤王兵马也只来了5万，远远赶不上当年北京保卫战时的22万。好在俺答此来只是为了向明朝逼贡，顺便抢些东西，并没有要拿下北京城的打算。著名奸相严嵩对这件事看得很清楚，他说：“败于边可隐，败于郊不可隐，（虏）饱将自去，惟坚壁为上策。”节制诸路兵马的平虏大将军仇鸾对此心领神会，他带兵离着蒙古军远远的，放任蒙古军四处抢掠，自己也派人杀些老百姓来冒功，同时派人和俺答联络，“许贡市以自安”。俺答果然没有攻城，而是将一个俘虏的太监放回北京，让他带回了要求通贡的文书。面对着兵临城下的蒙古骑兵，嘉靖皇帝终于采纳了徐阶的建议，一方面要求俺答退出塞外再进行通贡谈判，另一方面加紧召集勤王兵马，巩固北京防务。俺答饱掠数日之后，感觉心满意足，同时也看到通贡的要求不可能马上实现，便率军撤走。这时仇大将军才集合部队，跟在蒙古军后面假装追击。谁知俺答竟中途改变撤退路线，一掉头恰好碰到明军，蒙古军一个冲锋，明军大败，仇鸾仅以身免。俺答则扬长而去。

俺答返回塞外之后只过了几个月，就在嘉靖29年12月派出使者赴大同塞求贡。有了庚戌的教训，加上仇鸾与严嵩的支持，嘉靖皇帝终于决定开发马市。这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上书反对，提出开马市的“十不可，五谬”，遭到皇帝的痛斥，被下狱打了一顿，贬为狄道典史。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著名的奸臣支持开马市，而著名的忠臣则反对开马市。乍一看仿佛开马市还真是件伤天害理、丧权辱国的大坏事。然而，对待历史不能简单地给以脸谱化的评价，实践才能最终证明真理究竟站在哪一方。

嘉靖30年4月25日，俺答期待已久的马市终于在大同开市了。此后，明朝又先后在宣府、延宁开放了马市。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从蒙古部落中易马近万匹，而许多汉地生产的生活物资也顺畅地流入蒙古。一时间，和平的曙光出现在北方的地平线上。然而，双方已经互相仇杀了近半个世纪，对于突然来到的和平都有些不太适应。在蒙古方面，有的人还没有彻底抛弃抢掠的恶习，由于政权组织不够严密，俺答也很难立刻约束住所有部众，做到绝对的秋毫无犯。在明朝方面，皇帝和大臣们本来就只是把通贡作为一个缓兵之计，一有风吹草动，随时准备再关闭马市。而且也还有大批杨继盛那样的“忠臣”“直臣”在不住口地反对通贡。这就使得马市很难持续下去。果不其然，在大同马市刚结束的五六月间，俺答的一些部众就在从明朝叛逃的白莲教徒肖芹的诱导下，侵扰了大同左右卫。俺答对此深为愧疚，于7月初将肖芹执送大同，请求继续贸易。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插曲，成为了明朝君臣们“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理论的大论据。皇帝召回了主持马市的史道，宣布拒绝与在大同边外带着大批牛羊准备互市的俺答进行交易。俺答看到马市再次被关闭，于是在11月间又开始了对明朝的侵扰。嘉靖皇帝则于次年下令关闭所有马市，并且严令再有请开马市者斩！一线和平之光终于又被战争的阴云所湮没了。

在此之后，战争又继续了将近20年。双方的仇恨一天比一天加深，死疙瘩越系越紧。和平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呢？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最终解开这个戈登结（Gordian Knot）的，居然是一次桃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