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杨继盛为例谈明代士大夫如何偏见误国（四）

杨继盛们的经济观和民族观

除前文所提，杨继盛的其他观点也反映出了他的迂腐和短视。他认为既然已经下诏打仗就不能再讲和，否则就是有失体面和威信。可是，难道国家的政策是制定了之后就永远不再更改了的么？说和平就是示弱，难道要显示不“畏怯”，就要把战争无休止的打下去？何况当时明军在军事上并不占优势，莫非屡战屡败的朝廷更能让“盗贼”“慑国威”么？至于他提出的两条经济上的反对意见，更说明了他根本不懂经济。他认定了贡市就是给俺答送钱，就是拿中国的民脂民膏去填鞑靼的无厌之欲，以苟且偷安。在他看来，蒙古得到的，就是明朝失去的，从来就没有想过世界上还会有“汉鞑两利”这样的事情存在。朝贡贸易，由于明朝采用“厚往薄来”的政策，给与赏赐的价值常常高于贡物的价值，明朝是会吃点亏。但这样的朝贡通常数年才有一次，每次也只允许十几、几十个使者来贡，贸易额是很小的，远远谈不上什么大损。更何况后来隆庆通贡时，明朝还不准俺答派人进京进贡，只准在边境交易，则连这笔小开支也可省下了。但同时，和平的到来，使得明朝的边民再无战乱之苦，可以专心发展生产，军费开支也可大大削减，这个好处是极大的，张居正将其列为“ 五利”中的第一和第二位，可杨继盛却视而不见。至于边境上的马市交易，乃是你情我愿之事，交易的价格必然是会使双方都得利的公允价格。若真是由于交易额过大，闹得明朝布帛都不够用了，交易价格必然会变化以反应这种供需变化的情况，布帛价格会上涨而马价下降，交易额也会随之变化，怎么可能会出现“十年以后，帛将不继”的情况呢？时人记载万全马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漳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很明显，这些商铺大都是私人经营的，有利即来，无利即走。这更说明了马市交易是一种能够让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公平交易，而不是给鞑靼送钱的一边倒买卖。杨继盛出身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接受儒家正统“重本抑末”的教育，以农为本，视工商为末，因而不懂得商业创造价值的道理，所以就曲解了马市。值得一提的是，力主开马市的宣大总督王崇古和他的外甥吏部侍郎张四维都出自山西商人家庭，其家庭参与过边境贸易，也许正是这一背景，帮助他们正确的理解马市在经济上的意义。

至于杨继盛说的明朝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是鞑靼在袭扰明朝而不是相反，因此明朝进行的是被迫的、正义的战争，“何佳也”。这条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理。在整个战和过程中，明朝基本上都是扮演着一个被动的角色，来打的是鞑靼，要通贡的也是鞑靼。战争并不是明朝挑起的，从明朝的角度来看，自己是多么的无辜啊。然而，杨继盛有没有试着从俺答、从蒙古人民的角度来看过这个问题呢？他们迫切的需要汉地的物资，可明朝却拒绝和他们交易，那他们该怎么办？除了抢掠，还有别的出路吗？当然，从道德上来说，需要汉地的物资并不能成为对汉地进行抢掠的正当理由。但是，“国”际政治并不是由这些高调的道德来决定的，当蒙古人民落到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做那种宁可饿死也不掠略的君子的。所以，战争实际上可以说是明朝绝贡的政策逼出来的。可是，杨继盛的双眼却看不到这些，他大概根本就不屑去看看长城北面人们的情形……

杨继盛是明代有名的忠臣，也是才华横溢的才子，他的意见并不是出于自己的私利，也不能说是由于愚蠢所致。他的缺点和错误，第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士大夫所存在的普遍的缺陷与偏见。这些偏见的影响之深之广是惊人的，文人们就连写小说的时候都不忘要讽刺一下那些靠做买卖来祈求和平的“奸臣”们。他们将爱国主义曲解为一味的强硬政策。认为战才是爱国，和就是卖国，任何形式的妥协让步都是屈辱。第二，机械式的简单逻辑。他们认为战与和互相矛盾，只能选择其一，而不能折中，也不能软硬兼施，搞两手抓。对手要么是完全可信的，要么就是完全不可信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被他们当作“贼寇之性诈变无常”的论据，彻底否定整个和局。第三，零和定式。在他们看来，鞑靼所得就是大明所失，从而认定“互市者，和亲别名也”，将互利互惠的马市看成是给俺答送钱而求苟且偷安。以他们的逻辑来看，在战争中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不可能得到，若是得到了，那么必定是付出了别的更大的代价。他们不能够理解什么是互利互惠、什么是“汉鞑两利”―或者用今天的时髦词汇来说，就是“双赢（win- win solution）”。第四、自我中心主义。他们的心中只有自己，只会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不愿意去认真地研究对方、了解对方、理解对方有什么样的需要，其利益与己方有什么交集，有什么可以达成共识、实现双赢的机会。恰恰相反，他们非常起劲地给对方画上“夷狄之性”的脸谱，试图以此证明对方的“其心必异”。好在当时还没有什么“民族性”之类的理论，不然他们就更可以拿来论证与俺答之绝对不可合作了。就是这些缺点和局限性，使得杨继盛和许多其他的士大夫们怀着拳拳的爱国之心，却提出了将同时损害汉蒙双方利益的建议来。直到几十年后，高拱和张居正才以务实、理智的态度找回了和平的机会。

在激扬文字、品评前人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也反省一下自己。前人的缺点和局限，我们是否也有？李光耀说：中国的青年，必须要有正确的历史观才能保证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要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是不是有了正确的历史观和其他的观念呢？如果俺答再次来求贡，我们会不会再让他等四十年？

本文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