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主流媒体眼中的中国百年之1999中国百态（九）

放宽了的电视娱乐

一度在中国沉寂的广播电视正逐渐被放宽，充满着娱乐节目。

绍红10年前从北京来到美国，现在已经是一家中国餐馆牙尖嘴利的经理，她总是盼望着能嫁给一个有钱有声望的美国人。杨建不幸地成为她的领班侍者，他对绍红的追求总是遭到断然拒绝。餐馆里还有老出乱子的餐馆工，肥胖的厨师和一群吵闹的中国移民侍者，他们努力在美国的生活中寻找生命的意义，虽然大多数人都失败了。绍红总是被他们搞得几乎神经错乱。

欢迎光临《中国餐馆》，它是一个大获成功的电视连续剧，在中国即使那些最严厉的干部也为它捧腹大笑。中国的电视观众在历经了几十年毫无幽默感理论家写的关于模范公社的剧本的折磨后，最终有机会放声大笑了。一群中国移民侍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古怪行径为喜剧性的误会、文化冲突的出现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而出生在北京的导演英达正是要充分利用这些误会和冲突来搞笑。“我们要利用每一件事来搞笑。”英达说道。他39岁，壮得像头熊，吊裤带系着一条牛仔裤，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在他的连续剧集中有说着蹩脚中文的美国顾客，把好莱坞让外国人搞笑地说着带口音英文的伎俩反过来了。

《中国餐馆》在北京有线电视二台每天晚上6点零5分播出，它不过是在中央政府几年前放松了对电视广播节目的控制后出现的几十个新节目之一而已。虽然这部40集的连续剧是在北京的摄影棚中由大陆演员完成的，只花费了不过70万美元，但是却有索尼哥伦比亚三星公司的投资以及联邦快运和可口可乐公司的赞助。

中国全国有1000多家电视台和10亿电视观众，这正开始让美国的娱乐公司充满期待地敲击着手中的筹码。“现在该是成立中国时代华纳和迪斯尼公司的时候了，”威廉姆·布伦特说道。他是上海的一家咨询公司——中国娱乐网络的老总。这个数学计算并不困难：世界上最大的电视产业和世界上最大的电视观众群碰到一起，简直一拍即合！

限制当然也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节目内容都要经过一个审查委员会的检查，这意味着政治仍旧是一个不可涉足的领域。“每个国家都有限制。”李亚鹏说。李亚鹏是一个27岁的男演员，常常出演浪漫爱情。全中国所有的电视台都必须在每天傍晚7点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对进口节目还有严格的份额限制——在黄金时段只允许有15%的节目是进口的。

无论如何，配上中文的进口节目并不一定就是人们所需要的。《雍正王朝》在中国的各个电视台播放，挑起了许多观众的想象。“当中国人看西方制作的节目时，他们感到其中没有什么可以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肖建说。他是一个37岁的电视剧和音乐录影带导演。“而我们自己制作的节目，年轻人会在其中找到一些可以认同的东西。”国内制作的节目没有什么缺点。今年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重磅炸弹是《雍正王朝》。这是一部44集的历史剧，记录了清朝一个向往改革的皇帝的一生。老牌节目《焦点访谈》是一个严肃的调查性节目，专事暴露全国范围内的腐败和犯罪事件。湖南省的长沙市是中国最为高产的电视市场，《真实接触》就是在这里开始的。这个有点像杰瑞·斯普灵格风格的节目把分手的夫妇一起带到演播室中，在紧张的观众的鼓励下，化解他们的分歧——或是干脆分手。《真实接触》这个节目席卷全国，它违背中国的传统观念，就像它的制作人陈晓东所说的，依靠“让人公开表述自己的情感”来赢得观众。许多节目还模仿台湾和日本的形式，让名人在电视上做游戏，这已经让这些明星们开始厌倦被邀请出场。

台湾和香港的公司占了共同语言和文化的先机，正野心勃勃地用它们的游戏表演、电视剧和武打片来侵占大陆市场。默多克的凤凰卫视通过香港以外的卫星向大陆转播肥皂剧和体育节目，更多的西方公司也登陆上来。“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必须要在中国落户，”布伦特说。“索尼公司不过是凭其《中国餐馆》稍稍领先于这个大潮罢了。”

情景剧是美国的特产，这方面英达占优势。1984年他在堪萨斯州的密苏里大学获得了戏剧的硕士学位，其后他在纽约阿兰·帕库拉导演身边实习工作。在那儿，他有机会坐下来观看《克兹比节目》的制作。他也成为了以酒吧为场景的美国情景剧《干杯》的电视迷。“要是我们想要学习，我们就必须从头开始——而那个开端就是美国电视。”英达说。此时他正坐在北京一家以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餐馆中吃着辣椒土豆和一大杯啤酒。他轻松的承认它把《干杯》作为自己的原型：挑战来自于写出能让中国人发笑的剧本。“幽默无法翻译——能翻译的只有些概念上的东西，”他说。“因为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笑料也不一样。”

英达的第一部作品是《我爱我家》。这是一部情景剧，讲述的是一个退休的共产党官员努力跟上这个国家飞速发生变化的社会的故事。它在1993年开始播放，那时候政府刚刚把电视向付费广告开放。从那时候起，金钱就源源不断地流入到这个产业中。A.C.尼尔森公司估计去年花在中国电视广告上的费用达到39亿美元，比1997年上升了10%。美国的这家市场研究公司还预料，这个数字在做广告厂商能够得到全国综合的观众数字之后还会进一步提高。

英达不仅学来了美国商业的风气，还吸取了它的文化。“美国的电视非常商业化，很注意做广告，”他说。“那就是游戏的名字。那也是一切的底线。”他开的是阿尔法·罗米欧的车，经营自己的位于北京郊区的一家摄影工作室，谈论制作电影。但至少是现在他还和《中国餐馆》的命运息息相关。电视剧中餐馆工戏弄顾客，大陆客取笑台湾佬，而普通中国人则乘这机会对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美国日常生活发生的冲突而哈哈大笑。那么英达下一步又会是什么呢？

邢李原的Esprit梦想

在香港尖沙嘴购物区的一条大街上，邢李原手指巨大的霓虹标志牌，露出一丝微笑。“看到了吗？那就是我的商店。”这位Esprit全球连锁店的总经理大声说道。但是对一个因为看见自己公司的名字闪闪发亮而高兴的男人来说，英对衣着并不斤斤计较。他的白衬衣和卡其布裤子都是最近到深圳去买来的，深圳就在边境的那一边。“这很便宜，只要50块（6.50美元）。”他一边拉着自己的衣领，一边骄傲地说道。“我不在乎品牌。只管穿得舒不舒服。”

邢李原当然承受得起这份舒适安逸。他所拥有的Esprit在亚洲和欧洲的40个国家开有446家商店，上一年报告的收入为6亿6千万，今年有迹象还能够继续增加。到今年为止，利润率已经达到了26%。此外，这家公司几乎没有债务，在亚洲许多零售商仍旧因为这个地区的金融危机而遭受煎熬的现在，这可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功绩。在这个月，Esprit和香港发型师吉姆·罗宾逊合作，将开张一家2千8百平方米的附带沙龙的大商店。在亚洲的商店正变得越变越小，而且很少把时装和理发结合在一起，这个零售概念无疑是全新的。“Esprit不仅仅只是衣服，”邢李原说。“Esprit是时尚，是一种态度。Esprit为生活定义。”

英在1974年开始经营这家美国公司在香港的业务，现在这家公司已经分裂，去年他又买下了Esprit在欧洲的业务。他还获得了国际红色地球化妆品公司60%的股份。所有的这些扩张使49岁的英成为可能是亚洲最不为人所知的时装大亨。在这个行业以外，很少有人听说过他。而他的生活和外表也不像是这个身份。英身高1米65，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他会爽朗地大笑也能迷人地露齿微笑，他总是避开各种交际聚会、报纸上的闲话专栏和漂亮模特们的陪伴。做一个普通人可要比风头出尽更具有商业头脑，他说道。“在Esprit这样的企业中，你必须要了解大众的心理，”邢李原解释说。“观察街上的行人，你就会对他们的外表和内心了解颇多。”

邢李原是在香港的大街上接受他的教育的。他出生在香港附近的中国城市广州。还是婴儿的时候，他就和他的父母和一个姐姐搬到了这个英国的殖民地，并在破烂的蒙科克区中一套狭小的公寓中长大。高中毕业后，他在1968年开始工作，起初在中国太平洋航空公司预订票处当小职员，每月工资60美元。后来，他在香港当时正急剧发展的服装业中作一名跑腿的员工。在70年代早期的一天，几年前创立Esprit品牌的家住旧金山的道格拉斯和苏西·汤普金夫妇走进他所工作的那家工厂。“当时我们正在看一些样品，”苏西回忆道。“邢李原走过来，问我们需要些什么。他的自信和聪颖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

1972年邢李原成为汤普金夫妇在香港的代理人。两年后，他借贷了2千6百美元，作为合作者加入这对夫妻的生意中，并创立了后来发展成亚洲Esprit的公司。汤普金夫妇专注于美国市场和在欧洲的扩张，放手让邢李原照料公司在亚洲的运营。1993年，邢李原和汤普金夫妇使公司在香港股票交易所登记上市。3年后，因为美国的公司破产关门，汤普金夫妇把他们在亚洲Esprit的股份都卖给了邢李原。

邢李原的理想是把亚洲Esprit公司和美国公司重新联合起来，他在美国的公司拥有6%的股权。(他的另一个梦想是成为一个专业的高尔夫球手，但是他自己也清楚这不太可能。)他意识到，在全球建立Esprit的帝国还需要时间，而他也没有真正做好重新联合的计划。“就像是结婚，” 邢李原说。“什么事都要顺其自然。”此外，他自己的盘子里已经有足够操心的事情了。香港的附带沙龙的大商店只是个开始。邢李原还在不断地在中国增加商店：现在他在那儿已经有50家了。

与此同时，Esprit在欧洲和亚洲的中档休闲服装市场上都面临着一些难对付的竞争对手，像是Gap,左丹努，U2, 堡狮龙，Next, Oasis。邢李原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激烈的竞争，他每天都要到自己的商店里去检查衣物的细节和商店的布置，并确保他的雇员都处于巅峰状态。“做这种生意就像是搞宗教活动，” 邢李原说。“你必须要向你的员工灌输这样的思想，使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做的就是正确的事情。”该行业中的专家显然认为Esprit所做的就是正确的事情。“我想它的未来将会很不错，”香港萨罗门·史密斯·巴尼公司的零售分析家肯特·张说道。“欧洲会继续发展，而Esprit会在亚洲恢复元气时扩张。”但是，绝对不要指望邢李原会很快停止在深圳购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