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电影导演的诞生
（文/陈凯歌）
我从未料到会考进北京电影学院。我的父亲是位导演，儿童时代，我常常到拍摄场所去观看。但事实上，我觉得它十分乏味：看起来就像是许多人在大声喊叫。我想长大后成为一位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书桌后面度过一生。我不认为自己会善于和大家一起工作，也不认为自己会懂得如何让别人高兴。而要拍电影，你必须能做到这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想上北京大学。问题是，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没有能够完成中学学业。从我12岁到17岁这段时间里，大多数学校都关门了。一位朋友建议我试着考考北京电影学院。这儿的考试不那么具有学术性；他肯定我会通过。
我第一次参加考试时，失败了。这真让我失望极了，因为我十分想上学。（一位教授后来告诉我，他们认为我因为自己的父亲，在回答问题时带着一股无所不知的态度。）奇迹般的事情是，那一年，1978年，他们决定扩大导演系的招生。我得到允许再参加一次考试而且顺利通过了。我为自己能考进来感到骄傲，总共3000人应试，只有28人被录取了。许多有天赋的人未能进来。我们都很幸运。
学校位于北京郊区的昌平县。由于大学被关闭了这么久，我们的教授已有10年没有教过书。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所能做的全部就给我们看电影。因此，我们常常坐上公共汽车去北京电影档案室去看电影。那真是棒极了！我们看了许多美国和苏联电影。那段生活仿佛是一个长长的晚会。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看的片子，说自己想说的话，梦想自己将来想做的事情。我们对电影一无所知，有的只是激情。我们对制作电影充满热情，没人喜欢好莱坞电影。我们都更喜欢有思想性的欧洲电影和艺术学院的电影，而不是好莱坞这个赚钱大机器。
后来被称为第五代导演的我们是独特的，因为我们都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就拿我来说，心里有着自己实实在在想要告诉人们的东西。我们都下定决心，告诉人们真理。我们这一代的电影导演选择了努力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别人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想和我父亲那一代导演犯同样的错误。
1982年毕业后，我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手上有两部剧本，其中一部是《黄土地》，讲述一位流浪的战士来到中国西北的一个农庄里，学习民歌，作为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动员农民反抗日本人。刚开始，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想把它拍成电影，但我确实很想看看剧本里所描绘的地点。于是，我们四人，包括摄影师张艺谋，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北方游历。旅程中，我们有时不得不步行，因为我们没有汽车，也没有吉普。在陕西，我第一次见到了黄河，震惊极了，那时我知道自己必须拍这部电影。
由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们还没有退休，像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是没有任何机会得到允许拍电影的。我们决定转向一个小一些的单位，位于广西省省会南宁的广西电影制片厂。负责制片厂的人对自己是否喜欢《黄土地》这个剧本拿不定主意。但是，我们花了四个小时去让他们相信片子会成功，最后得到了这个工程——还有资金。
电影的拍摄花了两个半月。我们的预算仅仅是5万元。这笔钱并不多，但在当时，听起来似乎很多。电影完成后，我们意识到自己创造了某种特别的东西，我们告别了老一套讲述故事的模式。某位负责人称“决不会坐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就为了看这样一部电影。”我们没有预约就去了他的办公室，与他进行争论。他说我们显然不知道自己想在电影里表达什么，我们的片子毫无理性。但是，两个月后，这部片子在香港电影节上获得好评；后来还在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上赢得了最佳电影奖。我和张艺谋从夏威夷回来时——这是我第一次去美国——中国电影审查机关说这部片子不错，因为海外观众喜欢它。
只有到了八十年代，西方才发现我们所制作的这类电影。这些影片大多数展现出一种强烈而美丽的视觉风格，简单清晰的叙述方式。其精神是文化的人道主义。我们都受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历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今天，《黄土地》仍在创造经济价值。（当然，预算是这么低，很容易赢回利润。）但在当时，我们甚至没有考虑到钱。它是由国营的广西电影制片厂提供资金的！
尽管第五代导演是最早被西方发现的中国导演团体之一，它并不是最早给人深刻印象的。20年代，电影工业刚刚被引入，中国就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优秀导演们制作的电影深受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喜欢。电影中那种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甚至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出现得还要早。到了50年代，一些富有叙述技巧的新电影仍然不断出现，尽管它们的主题被高度政治化了。这些新电影受到了好莱坞和苏联的双重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那些以京剧或“革命模范歌剧”的芭蕾舞为基础的电影，中国几乎没有制作任何故事片。有趣的是，这些电影当中的人物被划分为“英雄”和“敌人”两类，就像今天的好莱坞电影一样。
在那个年代里，电影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娱乐方式。国家提供制作电影的资金，票价便宜。20年前，一部拥有几亿观众的片子没有任何稀奇的。这一现象使中国审查机关产生一个印象，认为电影在意识形态上的倾斜会影响社会稳定，应该实行严格的控制。
我还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好莱坞的商业电影正是因为与过去的“革命”电影有着相似之处，所以才能在过去10年里繁荣于中国市场。人们喜欢看自己所熟悉的故事，中国电影现在不再受欧洲人道主义理想的影响。
我已经很久没有访问过北京电影学院了。我害怕整个学院都被商业化了。如今，人们去那里似乎只是因为它的声望很高，而不是因为真正想学习如何制作电影。学生们希望靠着学校的毕业证书来捞钱，而学校想着从学生手里赚钱。学院产生了伟大的天才：像张艺谋、田壮壮和王小帅等人。但如今，大多数毕业生甚至没有步入电影产业。相反，他们制作商业片或电视秀。当然，他们都说，他们要先赚钱，再转向热情。但大多数人再没有回头。
新一代导演能够制作出出色的成果，但他们的形势比我们的要严峻得多。自由市场仍然不发达，因此很难说服人们对艺术工程进行投资。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筹钱帮助新一代导演生产电影。困扰我的是，即使在今天，艺术家们也不得不悄悄来制造电影，而且他们的作品常常不能在中国上映。由于不得不寻找制作电影的其他途径，许多人干脆放弃了。
前皇帝晚年成为园丁
他在自己的时代到来之前已注定是一个遗物。溥仪是作为一个时代的错误，一个消逝中王朝的少儿皇帝开始自己的人生的。而他死时就像是一个被遗忘的脚注：被派到北京植物园的园工蹲在地上，耕种着这块曾养育清朝祖先将近300年的土地。
爱新觉罗·溥仪，满洲王朝第10位统治者，出生于金壁辉煌的紫禁城，1908年登基。仅仅过了3年，一场民族起义结束了这位幼童的统治。在6岁这样一个稚嫩的年龄，这位天子就失业了。12年后，1924年，溥仪被一位军阀逐出了监狱王宫。他逃到天津，以流亡的奢侈的花花公子身份放纵不已，充满了皇帝的架子却没有皇帝的权力。
尽管是出于被迫，1932年，当入侵的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满洲国时，他又恢复了皇帝的身份。日本人拍着这位作为傀儡统治者而不满的前皇帝肩膀，答应给他一个与他的皇家血统相配的帝国。1934年，溥仪身着锦绣龙袍，正式登上了日本占领下的满洲国的帝位，满心希望光复大清朝。事实证明，溥仪是一个脆弱的统治者，只能借着鞭打胆怯的仆人来慰藉自己的无能为力。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的皇帝梦破灭了，这位备受磨练的皇帝被攻进来的苏联军队带到了俄罗斯远东地区，他在那里过了5年，不敢回到自己曾背叛过的祖国。
1950年7月，苏联把他交回中国时，向他保证说他会被愤怒的平民处以死刑，这进一步加深了这位前皇帝的恐惧。莫斯科错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处死溥仪，避免了使他成为像俄罗斯的尼古拉斯二世或法国的路易十六那样的烈士。相反，他将被改造成一个新时代的人物。溥仪在监狱里过了10年，经历了无情的“思想改造”。除了承认自己是日本在满洲国内施加暴行的同谋犯，溥仪还学会了一些更加实际的事情，例如怎样刷牙、洗脚和系鞋带。1959年12月4日，已经能够自己穿衣和修饰的54岁的溥仪获得赦免，开始了平民生活。
1960年，溥仪被派到北京植物园当园工和杂工。这里离溥仪过去的紫禁城不远，但是与封建中国的辉煌却遥遥相隔。他和第五个妻子生活在一个破旧的院子里，偶尔也会拖着脚步到图书馆对自己那个被拔掉了牙齿的、遭唾弃的朝代进行历史研究。
1967年，他在北京一家医院因癌症死去，没有人感到痛惜。据说，在他临死前几个小时，医生们不得不手挽手以阻止红卫兵冲进这位满洲病人的病房。将近30年后，溥仪和他的族人终于得到了缓刑。1995年，他的遗孀得到允许，把他的骨灰从公共骨灰安置所移到了清朝西陵，满洲的10位统治者中有5位都埋在这里。几年前，清朝一些风俗开始复兴，满汉全席开始风行北京，国家出版的食谱详细描述了例如制做可口的绵羊耳朵的正确方法等。1988年的电影《末代皇帝》更是带来了大量的经济效益，中国旅游局甚至开始提供溥仪生前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生活景点。至于这位被罢免的皇帝度过人生最后一段时光的植物园，没有被纳入旅游路线，好奇的游客们不得不满足于官方在溥仪照料植物时所拍摄的照片。
那些暗淡的照片上是一位喜忧参半的哥特式中国人，一位戴着眼镜的矮小老人庄严地拿着园艺工具站在那里。这位曾经的皇帝热切地耕耘着，表示自己满足于浇灌祖国的这一方土地。1960年，溥仪手拿他的第一张投票卡片，说出了对中国土地改革的希望，“我和我的6亿5000万同胞一起，是我们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主人。”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师永刚 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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