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路
（文/英若诚）
步入名牌大学清华大学的校门时，我20岁，充满了年轻的梦想。一年前，也就是1946年，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向盟军投降，中国成为战胜国之一。然而不久我们便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内战，随之而来的是飞涨的物价和地方官员的腐败，像我一样的大学生很快成为政府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
我出生于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是另一所大学的教授，但是飞涨的物价实际上把我们变成了穷人。在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打跑了国民党时，人人都希望换掉现有的政府。几乎每个人都不会为时局的转变而哀叹。
政治斗争和混乱局势对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上清华大学之前，我在天津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远离了政治纷扰。起初我竭力完全避开政治，于是大部分时间就待在教室和图书馆里。但是随着内战进一步激化，我家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我发现难以躲开那些好战的同学。既然我素来对戏剧很感兴趣，便参加了学生剧团支持革命事业。我们经常就反政府的时事主题创作表演，充当“活报纸”的宣传作用。我一旦参加进来就不会后退了。不久之后，我参加了学生运动，支持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一方。
1949年夏，即使像我这样在政治上很幼稚的人也能看出内战僵持的结果。大陆的大部分地方已经被共产党军队解放，革命即将建立中央政权。当消息传来北京已经被定为新首都时，我不由欣喜若狂。我出生在北京，热爱这个城市，因此不满于国民党定都南京，并且把我的出生地改名为北平，即“北方和平”之意的种种做法。
毛泽东做出的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的决定是我和成千上万的同代人为之奋斗的理想顶峰。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的那一天，我们凌晨4点就起床了。当时公共汽车很少，我们便从学校步行到天安门广场。清政府已经倒台38年了，天安门广场年久失修，破败不堪，面积也比现在小得多。到达广场后，我们只看见了一个新的标志来告诉人们今天是什么日子：广场上树起一根旗杆，准备升起新中国的国旗。
由于组织者担心仍旧盘踞在南方的国民党军队会发动空袭，开国大典直到下午4点才开始。我们虽然赢得了内战的胜利，但战争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在北京风沙扑面的风中站了几个小时，但是没有人抱怨发牢骚。游行终于开始了。当时的天空灰蒙蒙的，一点儿也不像后来的纪念画中所描绘的灿烂晴空。
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游行中展示的武器。大多数武器是美国制造的，而不是日本或苏联的。举目四望，只见一排排美制坦克、反坦克武装直升机、重型大炮、通用汽车公司的卡车和各种车辆。这些装备是美国援助垂死的国民党政权，现在把它们展示出来能收到极好的宣传效果，驳斥了国民党所谓的共产党把中国出卖给苏联的论调。军事检阅赢得了几十万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当一队美制P-51和B-25飞机编队飞越广场上空时，检阅活动达到了高潮。后来我们得知这些飞机是由向人民投诚而来的前国民党飞行员驾驶。
当我们的游行队伍经过毛泽东和其他领导所在的主席台时，天已经黑了。我生平第一次和其他人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则亲切地回答：“清华大学的同学万岁！”这个场面我终生难忘。我记得当时对一位同学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仍然坚信那句话。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几经盛衰，人间的悲剧和苦难数不胜数。然而经过一百年的失败和屈辱，1949年10月1日，中国终于自己站了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犯过错误，同时也可以改正自己的错误。
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那几年是令人振奋的。中国历史悠久的社会弊病贪污腐败突然间被毛主席的“三反”运动一扫而光。“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此外还有其他类似的运动。一开始许多人认为这些运动不过是新中国用来扫除旧中国的社会不公的武器。但是这些运动持续了20多年，直到邓小平下令才停止。
新中国在50年代取得的伟大成就似乎证明了这些强硬的措施是正确的。国家的第一批拖拉机、卡车、甚至小轿车走下了生产线。农业喜获丰收，钢铁产量不断增加，新的机器制造工厂在建设中。中国似乎走上了通向现代化的大路，这是我们这一代之前几代中国人的梦想。
我的祖父英敛之先生曾经怀有这种梦想。由于参加了1898年的改良运动，他被清政府追捕，为了躲避更多的迫害，只好逃离北京。但是他没有就此放弃革命事业。1902年，他创办了华北第一份现代报纸《大公报》。清王朝覆灭，中国成为共和国后，1924年他在北京和人共同创建辅仁大学。他的朋友严复是第一个把亚当·斯密和孟德斯鸠的作品翻译成汉语的人。他给祖父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许多同代人的苦闷。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我们终于结束了苦难的历史，偿还了历史的负债吗？
很久以后我们才认识到我们还需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中国自然资源有限，国外也没有人慷慨解囊满足国家对资金的需求。中国没有殖民地，没有贸易通道，没有其他渠道积累基本财富。中国拥有的是庞大的人口，尤其是庞大的农村人口。强大的人力资源足够打败国民党装备先进的现代化军队，但是在和平时代我们还能再一次成功吗？为了安抚农村的大量人口，共产党希望通过土地改革来赢得农民的支持，这项措施确实初见成效。然而，事实是中国农民的艰苦岁月才刚刚开始。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我加入新近成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为一名职业演员。领导决定剧团的常备剧目要包括莎士比亚、契诃夫和解放前我国剧作家的经典作品。我们建了一所新剧院，配有最先进的设施，甚至聘请了一位苏联专家作我们的常驻艺术指导。他帮助我们排练了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叶戈尔·布雷乔夫和其他人》以及其他作品。
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最初的振奋之后，即将开始经历可怕的挫折了。起初是领导在1956年告诫我们要坦白思想，批评官僚作风。后来，几乎在一夜之间，发言最严厉的人被揪出来，扣上“右派”的帽子。在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中，至少30万人被定为右派，我弟弟英若聪便是其中一个。科学家、技术员、教师、艺术家和其他受到攻击的人被降级，禁止从事自己的职业，最典型的处分是送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许多像我弟弟一样的人20多年后才恢复了名誉，洗去了被“扣错帽子”的冤屈。
这个事件震惊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人们再也不敢发泄不满了，同时也为下一场大运动大跃进制造了必要的政治气氛。大跃进开始于1958年，上面要求农民把产量提高100％、200％甚至更多。大跃进的理论依据是只要打破思想限制，劳动人民能够创造奇迹。领导们认识到下达的指令太高了，但必须坚信群众的力量是不容质疑的，群众的积极性是不能打击的。不久，宣传部门跟上了形势，随后便是无穷无尽地报道奇迹般的产量。城市的工厂也加入到这股热潮中。钢铁产量翻了一番，轻工业产量高速增长。所有的乡村都走了合作化道路：生产组升级成生产队，生产队升级成人民公社，农民们集体劳动，收获归集体所有。各家各户都不做饭了，男女老少免费在公社食堂吃饭。似乎在一夜之间，中国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耳边充斥着关于大跃进成就的热烈报道，身处剧团的我们对农村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晚上我们依旧快乐地演出，白天排练新剧目。突然间我们注意到一群群农民涌上北京的街头，一些人在挨家挨户地乞讨要饭。起初我们认为是偏远地区发生了自然灾害。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些报纸上所说的“游民”的数量依然不减，我们知道一定出了问题。可以吃的东西逐渐从食品店的柜台上消失了，买粮食用食品券的规定日益严格地执行起来。我们所说的“三年困难时期”来临了。
在3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他出生时很健康，体重3.6公斤，而我却不知道拿什么来喂养他。食品是所有人最迫切的需求。由于我夜间兼职做英文翻译，所以我们比其他同事幸运，还能挣点钱。我拿这些钱在黑市秘密地购买食品，在那漫长的3年里，我们就是靠这一天一天地挨了过来。这份功劳大部分要归于我的妻子，她精打细算，使我们仅有的食物尽可能多地吃上几天。但是并非每个家庭都像我们一样幸运，在食品短缺的压力下，许多夫妇离婚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最具破坏力的社会剧变。我和妻子被当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间谍，被投入监狱。我的家四分五裂，16岁的女儿被遣送到内蒙古草原，刚刚8岁的儿子只好留给我靠微薄的养老金度日的母亲。我们家被不同派别的红卫兵洗劫了3次。但是有一件事值得感谢：在坐牢期间，我对中国真实情势的认识是我一生中最深刻的。
过了3年多，我和妻子在1971年都被释放了。真正的原因我一直不知道。北京城看起来很冷清，人口好像减少了。许多人害怕苏联的空袭搬出城市，60年代初苏联已经从中国的老大哥变成了它的头号敌人。15岁以上的学生（我女儿也在内）被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和妻子不在时，我们家被赶出原来的小院落，搬进一个更小的房顶漏雨的院子。1976年100公里外唐山大地震的余波震撼了北京，我们摇摇欲坠的房子倒塌了，只好再一次搬家。
197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后，中国文化已经沦为一片灾区。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每个人好像坠入绝望的深渊。那时我离开了北京人艺，在外语出版社当记者。我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和全国人民一起失声痛哭。在我心目中，毛主席是个伟人，一位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的政治家。 他凭着非凡的信念，取得了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多的丰功伟绩。然而他不是神，他也有弱点和迷惑。
许多人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为毛主席举行的追悼会。我们被领到指定地点时，我发现自己差不多站在27年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所站的位置。记得当时我心里暗想（这些年来我已经学会了谨慎）我将又一次目睹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然后我把目光转向主席台，心里一沉。新领导站在那里，江青的位置很突出，邓小平却不在主席台上。
不久，江青和“四人帮”被打倒了。邓小平又一次复出，成为中国的领导核心。他还是那么热情澎湃。邓小平执政后，国家形势开始好转。在他被下放的10年间，他一定苦苦思索了很久，终于得出了一些结论。他看起来不急于贯彻他的政策，而是为科学技术领域的专家恢复名誉。他明确表示中国将不再发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并且重新起用了许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的能干的干部，让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邓小平扭转了时局，他的改革甚至包括改变中央领导工作到深夜或凌晨的习惯。他不住在中南海，而住在北京小胡同里的一所老房子。他甚至还有时间玩桥牌，这是他喜欢的娱乐。他取消了中国冗长拗口的标语，代之以简单精炼的“解放思想，团结起来向前看”。他把“改革开放”这些切实可行的目标定为国家的重中之重。
艺术家是最先从中受益的人。1980年，全国戏剧协会受英国议会的邀请访问英国，我有幸参加了代表团。我以前学过英国文学，还翻译出版了一些剧作。然而在此之前，我却从未到过外国。实际上，我早就断了出国游历的念头，因为我父亲在台湾大学教英国文学，这种社会关系将取消我的任何资格。邓小平领导中国后，我的国外之行终成现实。我观赏了伦敦西区的演出，拜访莎士比亚的故居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到海德公园听演说，爬上莎士比亚妻子安·哈瑟维住所的狭窄楼梯，一切都像在梦中。
此外，我们还赶上了其他机会。1980年，我们受邀访问美国。我结识了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并和他成为终生的朋友。随后，我们决定用汉语在北京上演阿瑟的一个剧本。选定的剧本是《推销员之死》，由我来翻译，阿瑟表示他会来北京指导戏剧的排练。我扮演戏剧中花费一生追求美国梦的威利·洛曼这个角色。1948年，还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剧本。当时，中国人只熟悉西方自然主义的剧本，所以我无法理解阿瑟对时间和地点的随意转换。
1983年，《推销员之死》在北京上演，观众理解了剧本的结构和内容。我感觉阿瑟的手法和中国传统戏剧的手法并不是相差甚远。戏剧首次上演的晚上，我感觉到阿瑟紧张不安，然而观众的热烈反响是他始料不及的。最后一幕结束时，舞台上一片漆黑，剧场里有几秒钟鸦雀无声――后台的一个女演员这时候开始啜泣。随后，观众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演员们一次次地出来谢幕。我一边鞠躬致谢，一边回想起第一次对同事们朗读剧本时的情景。他们不止一个反对最后一幕给威利唱挽歌的情节。“这在美国也许行，北京的观众可没有耐心，”他们说。“威利死后，悬念就没了，观众便开始离场，乘汽车回家。你怎么能阻止他们乱哄哄地散场呢？”令我高兴的是，100多场演出中没有出现一次乱哄哄散场的局面。
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参与了一些影视剧的制作，在大学做巡回演讲。1986年，我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我努力加强中国同外国的交流，而不仅仅是官员间的互访，还在美国制作并导演了3场中国戏剧，在中国制作导演了5场英国和美国戏剧。
回首50年的发展道路，我们会明白为什么1989年后中国没有陷入混乱的境地。邓小平又一次成为世人瞩目的人。事件刚一平息，邓小平就发表讲话，强调要不惜一切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必须控制任何对反对派别的打击报复。随后他号召全体中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维护社会安定。
经历了多年的政治风波和骚动，邓小平一直信守他不再发动群众运动的诺言。
与此同时，邓小平信守诺言，坚持他的改革蓝图。1992年，即将90高龄的他启程视察，告诫后来人要大胆奋进，不要被理论问题束缚了手脚。邓小平在讲话中从来没有认定自己的政策很成熟，他把改革看作“摸着石头过河”。他给我们留下了最重要的改革：取消国家计划，把市场经济作为指导原则。
如今，邓小平走了，我们应该继承他留下的宝贵财富。他的一生三起三落，成为当代历史的传奇人物。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无畏的胆魄和勇气来推翻那些阻止中国前进的神圣的思想观念。
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的这些新政策应该坚持100年不变。我父亲的诗友严复先生在生命的尽头曾哀叹从西方寻求真理没有效用。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就提倡市场经济，而中国的统治阶级和学者没有选择这条道路。只有邓小平才有如此的智慧和决心冲破思想禁忌，提出如此深入浅出的真理：“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固有的，正如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固有的一样。”这种智慧堪与希腊神话中给人类送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相比。邓小平的光辉思想带领着中国向前进，为此我们应该尊敬并感激他。我们的“学子”不必等到“白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半个世纪开始于毛泽东时代，最后却属于邓小平的时代。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师永刚 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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