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体育馆：群众的音乐
（文/崔健）
1986年一个凉爽的晚上，我被邀请参加一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空前音乐会。会场挤满了人。我演唱了一首原创歌曲《一无所有》，人们似乎很喜欢。音乐会结束后，我走了出去，看到街上有些孩子在模仿我的动作。在当时，几乎没有中国人，包括我自己，真正懂得什么是摇滚。但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可以释放能量的东西。它是包含某种信息的音乐。
我的音乐生涯开始得很早。我的父亲是一位军乐队里的号手，从我14岁起就开始教我这一乐器。我的爱好是严肃的古典音乐。1981年，我加入北京交响乐团，在这里待了7年。然而，1985年，英国合唱组威猛在工人体育馆举行音乐会之后，我开始有了转变。一年后，我第一次听到了披头士的专辑音乐带。我开始听越来越多的摇滚，开始自己写歌。我学会了弹奏父亲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的电吉它。工人体育馆的音乐会之后，我成立自己的乐队，把摇滚变成了我的生命。
1989年五月，我举行了演唱，我唱了《一块红布》，一首关于异化感的曲子。我用一块红布蒙住自己的眼睛，用来象征我的感受。学生们需要我，我也需要他们。后来，我们只能在“聚会”时表演、在旅馆和酒店进行非正式表演。
如今，形势又不同了。摇滚已经被商业化，演唱者想要赚钱——唱的却是相同的音乐。不过，还是有年轻人在边缘酒吧里表演，使摇滚精神保持着活力。摇滚是与平等相关的。一些中国人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另一些人则固守东方传统。要我说，让他们都见鬼去吧，做你自己就行了。这就是我喜欢摇滚的地方，你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话。
海淀区：中国的硅谷
每一个伟大的国家都有它做自己最喜欢的梦的地方。在中国，这个地方是海淀，它自己的硅谷，一个科技进步和零售商店混杂的地方，它们是从北京大学的外围成长起来的。沿着海淀街头排列的是中国最好的电子商店，出售着惊人复杂先进的计算机零件和外部设备。就像巴黎的香榭里大道或纽约的百老汇，海淀是个民族神话：中国具有改变自己并再一次成为世界强国的能力。“并不是说科技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爱德华·曾说，他的咖啡馆是海淀的一个里程碑。“科技是中国的未来。”
自从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其经济改革以来，这个国家对科技一直狂热不已。从一个工程师转变为一个软件开发者的王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在“文革”中他因在发明创造中国第一台电脑之一的“红旗”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到迫害。但是王坚持着他的目标，继续努力寻找有效的方式，通过运用电脑科技，原本费力的中文印刷工作变得简单而高效。当他的研究工作最终在80年代从北京大学获得了支持后，王雇用学生，而不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并且给他们自由的支配权去探索他们自己感兴趣的方面。那个研究机构，方正公司，逐渐发展到控制中国印刷软件市场的80%.
那个奇迹鼓舞着那些支配着海淀的年轻人。在一家卖计算机配件店里的舒雷（音译）是个23岁的狂热的经理，他坐在一张牌桌前检查着康柏硬盘的部件，和他的朋友及同事一起大笑着。舒刚从大学毕业不久，他选择为一家设在海淀的私营企业工作，而不是找一份工程师的工作，虽然这才是他的专业。“我的薪水一般，”他说，“但是我能学很多东西，而且我们有自由。再过一年，我将开一家我自己的店。”
今天让年轻的程序设计员在他们的终端前埋头苦干的魅力就像它30年前一样，那时比尔·盖茨写下了他第一个电脑程序：使电脑能做你想让它做的事。在今天这个不可预测的中国，人们很容易明白在一台机器里输入和输出与硬件相结合后所产生的吸引力。
舒的店里都处是一排一排的插头，管脚和针，显得有些凌乱。像这样的电脑店是咨询公司，甚至是夜总会数量的两倍。在货架间闲逛的是一群大学生模样的程序设计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有自己的咨询业务。在店后部，你总能发现混杂在一起的个人电脑，上面带有过大的监视器运行着从硅谷或西雅图过来的最新的JAVA或Shockwave 程序。而附近的黑色皮椅上，黑客们常常凑在一起开玩笑――当一个特别骇人的程序失败时――为这一虽然失败了却十分高贵的尝试欢呼．这种情景和你在库珀蒂诺或雷德蒙所看到的并没有太多不同――而这正是关键的地方．
所不同的是当你抬头看电脑屏幕上方，当你透过商店的窗户眺望外面仍在颤抖的中国时所看到的东西．海淀的主要街道白石桥永远都在建设之中，从一条路变成两条路，现在又成了四条路。卡车，吉普和自行车像电脑压缩文件一样堆在一起。技术革命每天都在改变着中国。海淀是这场革命的中心――也为那些梦想着技术可以为他们造就一种更好更长久更丰富的生活的人提供物质基础。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师永刚 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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