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斯基回忆:亲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迫害（三）

父亲已经为我在他和母亲双双被捕后的生活作了安排。父亲在他城里众多的朋友和相识中，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一对夫妇。男主人姓维尔克，他们准备随时为我提供帮助。我虽然不能住在他们那里，但他们答应为我找到一户愿意接收我的人家。我有幸长得不像犹太人，这是说服维尔克夫妇同意帮助我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就是钱。刚搬入犹太区，人们还可以自由出入的时候，父亲已经开始集资了。这种集资使父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卖掉了家里全部首饰并取出了自己一生的积蓄。

我最小的叔叔斯特芬娶了一位漂亮姑娘。这位姑娘叫玛利亚，她因具有雅利安人的特征而使自己获得了一张假身份证并被认作波兰人，允许居住在犹太区之外。我知道她曾收买过犹太区的门卫，因为有一天她成功地进入犹太区探望自己年轻的丈夫。她利用在犹太区逗留的时间，教我如何划十字、如何像天主教徒那样虔诚地祈祷。这些是在我一旦需要单独应付局面时的又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

我第一次去维尔克夫妇家，是母亲陪着去的。这段时期，母亲在犹太区外为德国人工作。她在已经变成驻波德军总司令部的瓦维尔城堡当女佣，因此有了一张可以随便出入犹太区的通行证。母亲陪我去维尔克夫妇家的目的是带我认路，一旦他们找到一户愿意接收我的人家，我便可以独自一人前往。

到维尔克夫妇家不一会儿，我就回来了。犹太区内总有各种结局。其中一个传闻说德国人将马上进行大规模逮捕，以便把所有犹太人送入集中营。维尔克夫妇这时已经找到一户愿意接收我的人家，他们开价每月两百兹罗提。这户人家住在郊区，几乎接近农村。我一直搞不清这户人家姓什么，但男主人是个制桶匠，每天在院子里锻造桶箍。我在这家度过的夜晚充满噩梦，这不仅因为住在陌生人家，还因为我害怕半夜尿床。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我在晚上极力逼着自己处于清醒状态。可幸的是，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不长。几天后，维尔克先生就来接我了。女主人提出我不能在他们再住下去了，因为邻居们已经有所察觉。我非常高兴又能够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又能够得到我自认为在犹太区内固有的安全。但是预付的两千兹罗提从未退还我们，除了那两只装满我衣服的小手提箱外，他们没还任何东西。

我回来后不久，当局另分给我们家一套位于有轨电车线路另一端的住所。这个住所离祖母住的小房间不远。德国人把剩下的犹太人集中在一个更小的地区。渐渐地，这个小地区成为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这样，雷加乌加大街变成了这个缩小的犹太区外部的马路。德国人甚至连围墙也不修了，他们干脆在这个小犹太区外围架起一道有刺铁丝网。巴维尔不见了，他和第一批被捕者一起被关进集中营。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悲伤。

我们的新住所是一套宽敞而又过时的公寓套间，有高高的屋顶。我们与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的孩子斯德芳合住其中的一间。斯德芳的父亲是建筑工程师，我们两家很快建立了友谊。一个浑身散发着难闻气味的老头儿与一条与他气味相同的狗住在另外一间房里。姐姐睡在隔壁的房间，一个衣柜把她与主人隔开。

斯德芳约莫四五岁，长着一头金色的卷发和一张过于严肃的小脸蛋。他拥有一整套玩具小汽车，他曾告诉我长大后要当一名赛车手或汽车驾驶员。他说过好多类似的话，显得有趣又讨人喜爱。我们几乎时时刻刻在一起，他与我的关系就如同我与巴维尔的关系一样，他总是渴望着从我这里获取知识。

我们搬到这里不久，父亲获悉一场新的逮捕就要开始了。母亲利用她的通行证把我送到维尔克夫妇家。但是后来，来接我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父亲在城里的一家工厂当炼钢工人，那天他塞给工头一些钱，提前下了班。他摘掉袖章回到犹太区。当维尔克太太在大街上把我交给父亲时，父亲紧紧地搂住我，长时间地吻我，他流露出来的感情使我惊讶不已。

我们在穿过波乔尔兹大桥准备返回犹太区时，父亲已哭成泪人而不能自制。过了许久，他终于说：

--他们抓走了你的母亲。

--别哭，有人在看着我们。

我担心他的眼泪会引起人们对这我们两个擅自在犹太区外面活动的犹太人的注意。父亲成功地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在离犹太区门口不远的地方，我们混入一群下班的工人中间走进了。

母亲被抓走使我比失去巴维尔更为痛苦。但我坚信母亲一定会和我们重新相聚的。目前我们迫切想知道母亲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她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她是否有足够的食物、足够的肥皂？她何时给我们来信？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德国人已经有了毒气室。

斯德芳的父母也被送入了集中营。我父亲负责照管斯德芳。尽管有着各自的悲伤，但我们依然继续玩耍。在被送入集中营的犹太人丢弃的物品中，德国人抢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连玩具都变得少见了。在我们已经超员的公寓住宅的共用洗澡间里，墙根处堆放着各类书籍、手提箱、家庭像册等杂物。在这些值得纪念的物品当中，有一块带轮子的滑板。我拿着这块滑板在马路上滑行。一位太太认出这块滑板，拦路把我截住。

--这块滑板不是你的！

她严厉地对我说。说完，她要我把滑板放回原处。

我心里想，以后这块滑板就是我的了。但我没敢当她面说出这句话。

德国人将要进行大逮捕的消息又重新流传开来。我又一次被送入维尔克夫妇家。但是没过一两天，我偷偷溜了出来。不管德国人是否进行逮捕，我要和父亲在一起。

我来到犹太区门口，要求进去。站岗的波兰警察给我作个手势，示意我离开；但当我告诉他我就住在这里时，他便让我进去了。

这天烈日当空，天气炎热，街上静无一人。整个犹太区显得空空荡荡，只有两名持枪的纳粹德国党卫队队员在离铁丝网不远的地方默默地走来走去。这种宁静显示出某种威胁。我感到一场可怕的灾难发生了。穿过臭味难闻的门厅，我跑进自己家的房间。里面空无一人。

我焦急不安地在附近到处寻找，试图找到父亲。祖母的小房间也空着，里面被翻得杂乱无章。位于街角的文具店是另外一个可能找到父亲的地方，但里面同样空空荡荡，大门毫无遮拦地敞开着。店里井井有条，就像店主，一位我父亲的朋友，刚走出店门去呼吸新鲜空气一样。我不顾整箱的颜料、铅笔和其他在我眼皮底下的宝贝，走向收款台。如果钱箱里还有钱，说明店主有可能回来。但钱箱已经空了。

我慌了。所有我认识的人都不见了。无论如何我要找到人，哪怕是陌生人。寂静是无法忍受的。

我在街上看到的第一批人正在波兰警察严密的看守之下。一些住宅仍在接受搜查。我听到一阵阵有节奏的大皮靴敲击地板的声音，和一句句声嘶力竭的德国话。

--我该怎么办？

我问离我最近的一个大人。

他问我住在哪里。

--在那儿。出什么事了？

另外一个大人走了过来。

--快溜走。这是为你好，快离开这里。

不。我想只要呆在这里，就一定会找到父亲。

一位纳粹德国党卫队军官走了过来。他具有肥胖的小学校长的风度，手里拿着一沓材料。几个被捕的犹太人乞求他，他却不予理睬。这些人的情况都在他的材料中。他下令把我们带到犹太区大门附近的兹格迪广场上。我们在广场上与聚集在那里被即将送入集中营的犹太人汇合了。在这些人中有的晃动着胳臂站着，有的蹲着，一些人躺着，还有些人在哭泣。他们被集中在这里已有两天了。这是所有大逮捕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我挤进重重的人群，遇到独自一人盲目瞎窜的小斯德芳。我非常高兴能找到他，可他也不知道我父亲究竟在哪里，无法提供关于他的任何准确情况。我和斯德芳一起继续寻找。我们左看右看，向陌生人上下打听，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德国人抓人进集中营规模如此之大使我惶惶不安，就像我也被投入了集中营一样。我终于明白了自己来到这里是愚蠢的。我们必须立即离开。斯德芳金黄色的头发和他那张小脸蛋，也许会有助于我们逃离。

一位纳粹德国党卫队高级军官坐在一辆摩托车的挂斗里匆匆赶来。他站在一群聚精会神的部下中间，开始下达命令。斯德芳会说几句德文，我把我的逃离计划告诉了他。我让他重复一遍我交待给他作的事：找到这位德国军官，请求他允许我们回家取一些食物，然后我们马上回来；如果德国军官同意，我们就设法越过铁丝网。

关键时刻斯德芳犹豫了。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岗哨，一位年轻的波兰警察站在那里。在这群即将被送入集中营的人周围，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位波兰警察站岗。我决定去碰碰运气。这位波兰警察大概看出了我的意图，但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不露声色地点点头，示意我们可以出去。我们拔腿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