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斯基回忆:亲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迫害（二）

我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小伙伴们的话。我反驳说，我家那套公寓里有一个房间住着一位单身女人，她没有结婚，但有个婴儿。难道这孩子不是白鹳送来的吗？小伙伴们开始半信半疑了。

几天后，还是和这群顽童一块儿，我又提起了这件事。我当时灵机一动，对他们说，一旦插入女人体内，男人是要活动的，要前后活动。聪明人，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我的话让他们大笑不止。

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我们这个犹太区就像一座城中之城，尽管几处临时出入口岗哨密布，令人心惊胆寒。在这里人们忙于洽谈生意、恋爱结婚、走亲访友。除自己的犹太警察局、地方行政管理局、卫生机构和职业介绍所以外，犹太区还为拥有一个小餐馆和一个破旧的夜总会而自豪。夜总会里有一个以手风琴为主的乐队，人们在乐队的伴奏下狂喝纵饮。我父亲的两个朋友，罗斯耐兄弟，是这个乐队的成员。夜总会的墙上，有一幅壁画，上面画着一个身穿传统礼服的虔敬派犹太人正在接受波兰警察的搜查，因为他长长的黑色男礼服燕尾下面露出一只鹅头，他正试图把这只鹅偷偷带入犹太区。一天，罗斯耐兄弟的侄子里夏尔·奥罗维茨过三岁生日，我应邀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庆祝活动。服务员给我们送来蛋糕和巧克力饮料。顽固、任性的小里夏尔拒绝喝下自己的生日可可茶。

这几个星期显得相当平静，但仍有几分紧张。我父亲珍爱的打字机被没收了。围墙建起后不久，所有犹太家庭被要求将家里全部的毛皮衣物统统上缴。人们排成长龙依次把自己的毛皮衣物交给当局。母亲交出了狐狸围脖，祖母交出了毛皮衣领。

一天晚上，我们听到楼梯上有人喊叫。我们急忙熄灯。父亲悄悄走出房门，到外面查看动静。他踮着脚尖走回房间，告诉我们德国人闯进了这栋大楼。父亲还亲眼看到几个德国人在楼梯上揪住一个女人的头发。我们坐在房间里一动不动，漆黑的房间只剩下壁炉里的一点火光。我用沾上唾液的手指，机械地在墙上画了一个"卐"。父亲极为愤怒，赶忙起身擦掉了。

父母亲总是不停地劝我去看望祖母。但是很遗憾，我和祖母的关系已经不同以前了，她提出的问题使我厌倦。对父母的情况，她总是刨根问底。他们一切都好吗？他们吵架吗？她对父母的情况好奇，可能是出于热心的关怀，但我认为这纯属废话。我已不再是她宠爱的孩子。我只有一个急切的愿望--祖母尽快问完那些枯燥乏味的问题，我号去找我平生第一个自己结识的真心朋友。

巴维尔是我们的邻居，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姓什么。他约莫十二岁，是个没有母亲的孤儿，现在和养父一起生活。养父不喜欢他，经常打他，还让他白天照看自己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

巴维尔家务负担繁重，我不能整天和他玩耍。我知道他的生活是悲惨的、可怕的，就如同我在儿童读物中所了解到的一样。但巴维尔是坚强不屈的。他长着褐色头发，个子比同龄人要高，英俊的脸蛋儿显得生机勃勃。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他的大脑可以储存和输入无数的信息。

巴维尔给我带来了欢乐。他是我第一个朋友。认识他是对我由于恐惧而越来越闭塞和痛苦的生活的第一个补偿。与一个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建立这种亲密关系，对我来说犹如一种认识上和感情上的觉醒。我总是渴望得到各种真正的实际知识，而巴维尔能够解答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他的解答决不像大人们为了摆脱你而敷衍以对，最后使你的好奇心得不到满足。他对电的特性、对内燃机的工作程序甚至对飞机在空中飞行的原理都作了科学的解答。他用两个漆包线线圈和一个振子制成一个电铃，非常成功。我们俩人还在一起作了一个用电池供电的小发动机。我喜欢画各种奇形怪状的飞机，而他却耐心地给我解释这些飞机永远不可能飞起来，并给我大讲一番也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空气动力学基础理论。今天，当我看到预警飞机或航天飞机这样奇形怪状的飞行物时，真想对巴维尔说："你看，老伙计，这些怪里怪气的飞机不是照样可以飞吗？"

当我从祖母家出来急匆匆去找巴维尔时，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街上的人们惊慌失措，如鸟兽散。我很快明白这条大街为什么这样快地变得空无一人。原来德国大兵正在搜捕妇女。我非但没有跟着跑开，反而感到自己像被钉在了地上，说什么也要看个究竟。

一位老妇落在被抓的妇女队伍后面，跟不上前进的速度，一名年轻英俊的德国军官推了老妇一把，试图让她跟上队伍。老妇摔倒在地，她流着唾液呻吟着，操着意第绪语乞求这名军官。军官突然拿出手枪。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鲜血从老妇的后背上流了出来。我慌忙跑向最近的一栋大楼躲了起来。我在楼内木质楼梯下面一个臭气熏天的小房间里缩成一团，神情呆滞地藏了几个小时。

我从此养成了一个怪癖。我两手总是紧握成拳头，在指甲的压力下，两个手心结出一层老茧。后来的一天早晨，当我醒来，发现自己尿床了。我没有任何办法来掩饰这场灾难。大人们粗暴地责怪我。但第二天，同样的灾难又发生了。在以后的每天夜里，我天天尿床，而且相当有规律，叫人无可奈何。我一睡着便梦见自己尿床，我马上醒来，发现这场噩梦已经变成可怕的现实。

我们被禁止储存食物。有人通知我们，说德国人将马上搜查犹太区。不巧母亲刚刚烤完一炉饼干。这炉饼干顿时成为我们全家争论的主题。母亲主张把饼干碾成细末，扔进马桶，用水冲掉。但最后还是父亲说服了母亲，把饼干藏进了衣柜顶上的帽盒里。

一位德国军官走进我家。他头戴高高的大沿帽，脚穿油黑发亮的长统马靴，身边还跟着一名德国士兵和一名犹太区地方行政管理局的官员。这位德国军官先用德文和母亲说了几句，然后与母亲一起进厨房进行检查。我和父亲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德国军官回到房间，母亲跟在他的身后。我们还以为搜查已经结束，但谁知德国军官不慌不忙，脸上露着狞笑，像猛兽一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用脚踢起我的毛绒玩具熊，然后用手接住，环视着房间四周。突然，他用马鞭把衣柜顶上的帽盒抽了下来。他拣起帽盒，把它打开，把饼干洒了一地。

德国军官笑出了声。他用德文大喊大骂，最后，丢下我的小熊扬长而去。事情虽然结束了，但我从未见过母亲事后动如此大的肝火。"我跟你说了，我们就应该扔掉这些饼干！"母亲对父亲吼道，"为了你的饼干，我差点儿送命！"

有一次母亲揍我，原因我已经记不得了。有史以来母亲只揍过我这一次，而且揍得非常厉害。她举着手向我扑来。我至今依然确信，母亲当时狠心动手一定有充分的理由。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想到当时犹太区内令人无法忍受的紧张气氛。由于气氛紧张，父母亲经常吵架。他们之间的房事曾一度相当频繁，我当时不懂，但母亲后来确实怀孕了，这更增添了母亲的紧张和不安。令我感到害怕的，是父母从此分床而居了。这件事比其他任何恐惧都更死死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夜间小便失禁的一个原因。

犹太区的一部分围墙是一排有刺铁丝网。站在路边的一块高地上，我们可以看到德国人在波乔尔兹广场为克拉科夫市民放映每周一次的露天电影。在放映的影片中，有新闻片和宣传片。这些影片展示了德国国防军滚滚而来的装甲车或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阅兵兵的场面。放映这些影片目的在于向波兰人显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不时地，在放映中断或场间休息时，银幕上打出一句标语："犹太人＝虱子＝斑疹伤寒！"我们站在铁丝网后面。铁丝网上露出一排苍白的圆脸，大家抬着头观看这些可怕的影片。对于犹太区外面的人来说，我们这排圆脸似乎构成了一幅特别的景观。我把我收集到的很大一部分邮票付给一个拥有一台玩具放映机的小朋友。他用这台机器在一块肮脏的破白布上给我放映了早期无声片已经发黄的片断。就这样，我在一块抹布上看到了卢米埃尔的《工厂大门》。

在犹太区没有被砖墙而只被铁丝网围住的那一边，有一块起伏不平的空地，空地上还有几处石头高坡。在这场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冬天，我就在这块空地上滑雪橇。也就是在这里，我养成了背着父母偷偷跑出犹太区的习惯。

这确实可以让人增长见识。我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不同的、完整的世界。那里有有轨电车，人们仍过着正常的生活，一切都似乎更加明媚、灿烂、繁荣，节奏也更快。我第一次看到犹太区围墙的外侧，它与围墙内侧完全不同：内侧是用砖头砌成的，但外侧有一层装饰性的粗涂的灰泥和一排具有东方风格的水泥枪眼。

我第一次外出不是一个人单独去的。我有两个小同伴，一个与我同龄，另一个比我小得多。我们问那个比我们小的同伴，如果有人问他住址，他应该如何回答。

--我会说我住在雷加乌加大街十号。

我们不再问了。把他送回犹太区后，我们向事先确定的目标走去。这是一家专卖集邮邮票的小商店，离教堂不算太远。在犹太区的围墙建起之前，我就知道这家商店并在那里用零用钱买过邮票。柜台后面的女售货员用好奇的目光盯着我们：

--孩子，你们是从犹太区出来的吧？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样做很危险吗？

我假装不懂她的话。但后来我再也不去这家商店了。一跑出犹太区，我就有一种历险的感觉；而买邮票那件事使我懂得跑出犹太区要冒很大的风险。只有在穿越铁丝网返回犹太区后，我才有一种完整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