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晚，蒋介石得报，“共毛与文白谈话要点”有四：一是条约中可不提战犯名字，只说明应追究其责任；二是条约签订时欢迎李宗仁、何应钦、居正、于右任等来平参加；三是改编军队时间上可放缓；四是解放军过江待条约签字后实行。至联合政府成立时间，更需要相当时日，故南京政府仍可维持现状数月之久，继续行使职权，免致瓦解。
蒋介石并不怕中共态度强硬，就怕中共施以缓和手段。因情况突然，蒋马上紧张起来。他在日记中表露了强烈的担心，称：“毛态度忽转怀柔”，“对桂系，对居、于，对我代表团，甚至对立法、监察两院，皆用笼络离间拖拉拆散示恩办法，尤以重视国共合作等语调施其诈计，此乃为本党一般投机分子最所得意，更加其投降热衷之意。”为此，他立即叫蒋经国去电何应钦和阎锡山，约李宗仁、白崇禧，决定亲自出面，在杭州举行会商。
但两天后，进一步的谈判情况通报让蒋多少松了一口气。因为通报显示，中共提出的具体条件，“除要求匪军过江占领江阴要塞及皖南沿江各据点以外，其对编军与联合政府之名额等更为苛刻”。
17日，拿到中共正式条件，即修正条件二十四条，蒋更放心了。因为，那“直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出乎蒋意料的是，这样的条件，国民党谈判代表黄绍竑、邵力子等还竟然接受转达之责任，这不能不让他火冒三丈，痛骂二人“无耻之极”！蒋的提议是，迅速提对案交中共，严拒其条件，并将全文宣布，以明战事责任与是非所在。4月20日国民党正式发表声明，拒绝中共所提和平条款，蒋并详细指示对案内容及措辞办法外，尤其要求国民党中央用党部名义严加驳斥，特别强调要将中共实欲“消灭行宪政府而实行其共产专制政府，比之捷克与波兰政府犹不如也之意，以昭告中外”。同时，蒋介石去函李宗仁，力劝其对和战早下决心，万不可再事拖延。
面对谈判破裂之局，力主和谈的李宗仁等自然极为焦虑。李深知无法接受中共之最后通牒式的协议条件，但除此之外，以他有限权力，也无法指挥调动军政组织进行有效抵抗。李宗仁因此电蒋，请求蒋能授予其指挥全权。蒋对此却明确声明：“余个人今日无权可授，如必欲余对军政干部用书面示意，服从代总统命令，不得违背，则不如由党决议，授权为正式也。但如此必欲其尊重党纪，恢复党与政正常关系。今后凡重要政策与人事，必须由政府提经政治委员会通过，并由代总统对党由书面声明以代誓词耳。”《蒋介石日记》，1949年4月19日。言外之意，蒋不反对让出总统全权，但李必须书面声明，承诺政府今后所为，均应先提经党的政治委员会通过。如此，蒋为党之总裁，李为政之总统，蒋仍可有效控制李之行动。
当然，考虑到中共可能大举渡江，蒋介石极为担心李宗仁会临阵脱逃，不得不重新出面指挥一切。为此，蒋明确提出恢复“党政常轨”之制，即主张再行以党统政之策。据此，他一面紧急部署亲信将领防守上海等地之战术，一面提出，应切实商定办法，党政定期会晤，为此应改组政治委员会和国防部，必须重新恢复彻底与持久的“剿共”政策，不能再有任何与中共中途谋和的情况发生。
22日，即在中共已开始渡江作战之际，蒋介石、张群、吴忠信、王世杰、陶希圣等终于在杭州，与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进行了蒋所期待的党政会晤。据蒋日记所记，在两小时的会晤过程中，李宗仁多半时间脸色阴沉，保持沉默。蒋则当场径直逼问各位与会者，是否决定弃和求战，反共到底？直到大家均点头称是之后，蒋才与他们商量军事、政治、经济与外交等各项办法。但李宗仁最后发言明确表示，他不能担任此一责任，必须蒋复出。蒋坚决拒绝，并明言不能再提此事。经休息后，会晤继续进行，商量组成了非常时期最高委员会，推举11人为委员，以替代政治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李、何随即返回南京。蒋在归途及夜间，显然对李宗仁落魄恼恨之神态，有一种幸灾乐祸之感，称李“恼羞成怒、积恨成仇之色，充分表现于其面目之间。其傲慢仇恨憎恶，而又不敢发泄之隐情苦状，似又不可言喻者”。
次日，蒋介石总结自被逼下野以来与桂系较量之结果，不无得意地写道：
桂系李白三个月来积极对中央各军与党政干部从事挑拨分化与笼络，皆未能生效。而李个人对其权力亦未能尽如所欲，又以代总统名义而不能真正为正式总统，此于其竞选时及其初行接代职时所不及预料者。加之其接任求和，对共献媚的作风，自觉过度，最后共匪提出之条件几乎投降无异。故其处境实有啼笑皆非之感。此其不能不迁怒于余一身之总因。难怪其心狭识浅，本来如此，何足为异。
当然，一如既往，蒋在此时亦会因自得而显得宽容大度。他自承：“余亦不无过误，应曲谅之。而今后更当负责辅导桂系真能心悦诚服，团结奋斗，完成大业也。”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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