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3月初，蒋、李之间亦“合作”默契。蒋介石托张群回宁带回手书，详细说明对和谈的策略主张。李亦诚惶诚恐地回函，自承“德薄能鲜，骤膺艰危重任，午夜彷徨莫可为计，务恳钧座不遗，在远不时指示南针，俾有遵循为祷”。
不料，3月4、5日两日，南京有桂系背景的《救国日报》突然连发社论，要蒋出国。蒋当然认定系“受桂系之指使无疑”。与桂系走得很近的政客甘介侯这时也对外谎称，身为蒋介石亲信的吴忠信和张治中，已接受李宗仁的劝告，前往溪口劝说蒋出国。
有关吴、张此行详情如何，张有无帮助李宗仁劝蒋出国，过去只有张治中回忆录可用。按照张之回忆，他确曾当面劝蒋出国，并曾向蒋提议：毛所提八条件除惩办战犯一条不能接受外，“其他各项，都可加以考虑”。张并说蒋介石当时赞同了他的意见，即可借此“实现多党的民主政治”等等。但是，对照蒋日记，张治中多年后的回忆看来并不十分准确。
据蒋日记，吴、张二人3日下午到达溪口见蒋。“报告京中近情，并携李函来请示，重要者：一、和平条件及其限度；二、行政院长易人问题。前后约谈四小时之久。”
次日上午，蒋兴致勃勃与吴、张等人到附近山中游览数小时，午后“与吴、张谈话，研究匪方与邵力子等谈和结果”。三人一致认为“其本身有和平之需要，以及渡江后各种之顾虑，以俄国政策根本不愿共毛之渡江与英美势力接触，更不愿其统一中国。否则，俄必不能控制共毛也”。傍晚，蒋做完祷告并晚餐后，又“与吴、张谈对党的方针”。
5日，上午，蒋再“与吴、张检讨外交之经过”。蒋记述称：“文白以此次失败以外交为失败之总因，余同感，实得我心。”下午三人又一起“研讨共匪扩大新政协组织联合政府之阴谋”，但讨论结果，“尚无制止对策”。晚饭后，蒋再与吴、张二人“研讨对桂系之方针”。
6日，一早，蒋再与吴、张二人“在台前谈话”，原拟此日一同再游览山景，因吴忠信身体不适改次日。
7日，蒋上午与吴、张等人按计划去山里看瀑布，一路兴致勃勃。
8日，蒋“正午约吴、张来庵聚餐，张提本党非常委员会之组织与运用，颇有见地，惟地点颇难，应以总裁所在地为准也”。
9日，蒋“正午约吴、张来庵聚餐，研讨行政院长人选与和谈代表问题”。下午再度出游，晚餐后再研究行政院长问题，决定劝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
10日，早9时吴、张即报告蒋称，前晚在电话中转达蒋意遭到何应钦的拒绝，蒋、吴、张当即商定，由吴、张携蒋函飞赴杭州面见何应钦，再做劝说工作。故11时，蒋亲送吴、张至机场。
由上述蒋见吴、张经过，三人关系，及其蒋之心情，和蒋不断称赞张建议合其心意等情况，均可看出，蒋与吴、张之间这几天里没有发生任何不快之事。以蒋之性格和对桂系的疑忌，再加上《救国日报》的挑衅，吴、张如有配合《救国日报》的言论，势必会惹恼蒋介石。何况，蒋早就看到美国合众社所报甘介侯关于吴、张见蒋负有劝蒋出国使命的报道，并已认定其用心险恶，吴、张纵使负有使命，想也不敢当面提出。因此，蒋几天来不仅毫无恼怒情绪，而且自我感觉与吴、张谈话十分融洽愉快。所有谈话内容，亦均与《救国日报》挑起的话题无关。这意味着，不仅吴、张并未帮助李宗仁劝蒋出国，而且张治中恐怕也没有讲过中共八项条件中除战犯一条外均可接受的话。
事实上，吴、张溪口之行，不仅没有因转达桂系逼蒋出国的意见和提出与蒋主张相悖的和谈建议，而刺激了蒋的神经，反而还在弥合蒋李矛盾，在消除蒋对李的敌意问题上，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吴、张到达之日，恰逢蒋得知《救国日报》事件，极度愤懑和猜疑桂系之时，吴、张竟使蒋相信，李并非完全不可用，而且还应给予支持。
正是在蒋介石的推动下，由于3月8日孙科辞职，李宗仁提出何应钦等请蒋“决选其一人”，蒋在与吴、张多次研讨后，确定了。何虽坚决拒绝，无奈蒋极力坚持，并派吴忠信、张治中、顾祝同携其亲笔函去杭州面劝，最终促成了何应钦与李宗仁搭班组成新的中央政府。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杨奎松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