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二）

二

从1927年夏到1946年夏被害止，闻一多先后受聘于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等，由浪漫诗人一转而为谨严深入的学者，将喷薄奔腾的诗情凝为冷静细密的考订，从“向外”的宣泄改为“向内”的收敛。这不仅是一种学术的转变，而是人生道路的重大变化。直到1943年秋参加“民主运动”之前，他一直过着避世的学者生活，甚至抗战初期避难云南时仍苦读不辍，除上课外平日很少下楼，以至友人皆劝其“何妨一下楼呢”，结果得到“何妨一下楼斋主人”的雅号。

作为学兼中西的诗人学者，他的研究范围既广且专，研究门径则别开生面。他从唐诗开始做起，不断上溯，对《诗经》《周易》《楚辞》，远古神话和金文甲古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尤值一书的是，他将中国传统的考据校勘之学与西方现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熔为一炉，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其成就迅速享誉学界。

在十余年的时间中，取得如此广博精深的研究成果，不能不令人赞叹再三。但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学术”尤其是传统“国学”，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个中三昧，颇堪深究。

在闻一多之前，原本专治古典诗词和叔本华等德国古典哲学的王国维后来转向甲骨金文一类的考据之学；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激烈反传统的陈独秀政坛失意后便一直沉溺于小学之中；反满斗士章太炎由撰写“令人神旺”的政论高手一转而为国学大师；以宣扬“西化”闻名的胡适却又长期提倡“整理国故”，其人生的最后二十余年几乎倾全力于《水经注》的考据之中；闻一多的学生、著名“新月诗人”陈梦家后来也转向古文字学；就连“敢于直面人生”的鲁迅，在辛亥革命后也曾一度致力于古碑的搜集整理而难以自拔。凡此种种，当非偶然。

当然，从细的方面来说，情况各不相同，各自有因。但从大的方面来说，却有十分相同的背景：

首先，“国学”可说是传统文化中的精萃，确具极大的学术、文化魅力，足以将人吸引过来；而钻研国学，历来似乎就是文人学者的“天职”。

其次，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刻，国学当然也面临“现代化”的发展问题。而这一代学人却也生逢其时，从小都浸淫在传统的“国学”之中，青年时起又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影响和学术训练，因此大都学兼中西。这使他们既有“朴学”的功底，又有“新学”的创见。从中西兼用的角度来看，“国学”确有一片广阔的天地供他们一展身手。

更重要的是，国学为身处政治专制腐败、社会动荡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难得的安身立命之所。当对现实倍感无奈而环境又不允许他们慷慨激昂之时，自然就要“向内走”，躲进书斋之中。闻一多在彷徨痛苦中向友人倾诉说：“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同样，胡适多次举德国文豪歌德在祖国垂危之时仍潜心学术为例，称赞说：“每遇着国家政治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干扰”，以拯救自己”。但另一方面来说，国学又不仅仅是“独善其身”的庇护所，而又能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胡适便屡屡表白整理国故的社会意义，时而说是为了“捉妖打鬼”，找出传统文化的病症，时而说是为了找出科学在传统文化中的根源，以改造弘扬传统文化。当闻一多在40年代中期重新开始呐喊时，对自己的“钻故纸堆”又作出如下辩白：“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

显然，国学在近代中国具有一种奇特的功能，使沉潜其中者一方面能逃避现实、在风暴中找寻到一块难得的安宁之所，另一方面又有种维系传承民族文化血脉、以一种更间接却更深远的方式“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种感觉足以消除由“独善其身”引起的某种良心不安，获得一种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自慰。当然，倘政治专治到极点，连这种与现实关系极其疏远的“国学”都被禁止时（如“文革”期间），知识分子便丧失了安身立命的最后一个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