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三）

三

在时时面临民族危亡的近代中国，要成为对政治毫不关心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闻一多由对政治的不甚关心到全身心投入其中，由对共产党的敌视、反对转为对该党的坚决支持、拥护，是颇具代表性的。

在清华读书时，深受渐进改良影响的闻一多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思想十分反感，认为是只破坏不建设。1925年回国后，他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李璜有所来往，并表示“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谈及此事：“开会时有多数赤魔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作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这更加深了他对共产党的反感。

30年代初闻一多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两年，他虽已转向学术研究，但由于身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便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的纠缠。“九·一八”事变使爱国学生运动日益高涨，青岛大学亦三次爆发学潮。在每次学潮中，闻一多都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学生也将矛头对准闻一多，甚至发表《驱闻宣言》，指其为“准法西斯蒂主义者”。

直到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政府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国边的。闻一多当年清华的同窗好友、后又一同赴美留学的罗隆基回国后一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曾因争自由、民主、人权及对国民党进行严厉的抨击而入狱。对罗隆基的言行，闻一多颇不以为然，在1934年夏甚至正言厉色指责罗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几乎一致反对，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7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他们愤怒谴责张学良说：“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执笔者，正是十余年后因“宁肯饿死，不食美援”著称的朱自清。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埋下了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们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许多教授要靠业余经商、到中学兼课或卖文售字才能维持生活。包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夫人在内的一些教授夫人们开始合制糕点送到商店寄售，要养活八口之家的闻一多只得给人治印，勉强维持日用。生活的平民化，把他们彻底赶出了安逸的象牙之塔，使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在这种情景下，执政者的贪污腐化便更加触目惊心，忍无可忍。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的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开始由学者转变成斗士。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记》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一九四四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成天吐出去却没有新的东西补充，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以“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所受的教育”。现在只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而已，等到政治上告一段落，我的门外底一只脚还是收回，不过留个窗户时常向外看看。”

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理想，严酷的政治现实已不容他收回那“门外底一支脚”。在1946年7月15日勇敢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之后，竟被暗杀于昆明街头。噩耗传来，举国震惊。中共领导人发来唁电，并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郭沫若、茅盾、洪深、叶圣陶、周建人、许广平、田汉、胡愈之、曹靖华、巴金、郑振铎等人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致电，揭露控诉这一暴行，请求联合国“立即派一个调查团来”，否则“中国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将面临暴力灭绝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