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九十年代学风等同于“乾嘉复兴”吗?九十年代以后是否会出现一个朱学勤所担忧的“在电脑中运行的假乾嘉时代?”从九十年代学术发展的多元格局观察，把九十年代等同于乾嘉方法的复归至少是相当不全面的。九十年代固然有所谓“后国学现象”的出现，一部分学者在提倡“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时，也主张过从“考镜源流”入手讲究目录学的基本功夫，甚至号召如当不了学术大师，那么就当个规范而严谨的学者也无不可。陈平原即以化解“诗意的激情”为由为九十年代的学风诊脉。他说：“如果说八十年代是学术史上充满激情和想象的变革时代，‘跑野马’或者‘学风空疏’都可以谅解，那么，九十年代或许更需要自我约束的学术规范，借助于一系列没多少诗意的程序化操作，努力将前此产生的‘思想火花’转化为学术成果。这种日趋专业化的趋势，对许多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单凭常识和灵感提问题的学者，将会是个严峻的考验”(陈平原，1991)。在我的印象中，这段话可以说是最有“乾嘉”味道的方法论阐述了，但陈平原仍指出并非只有强调实证研究的乾嘉方法才是研究正路，而是同样关注价值追求的重要意义。创刊号以后数期《学人》的研究取向已表明，其大部分文章的主旨越来越脱离陈平原所原先设想的人文学术史道路，而凸显出了兼容社会科学的面貌。《中国书评》的学术取向更是强调对知识累积与增长过程中的批评效果，这种学术批评有两个进路。其一是确认知识获致的有限性，认为社会科学知识欲突破其限度而获得新的增长和拓宽，就必须以严肃地评介或批判已有知识为基本手段，以避免文化与学术的意识形态化。其二是强调历史—社会研究的阐释功能和文化理解，防止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这均与传统的乾嘉学术没有什麽直接关联。
我们不能否认八十年代确曾涌现出一批理想主义式的文化英雄，他们甘愿为自己的思想理念而献身，但众多使理想游戏化、庸俗化的“文化明星”们可能会占据八十年代学坛相当一部分空间，对这批人所造成的学术真空的弥补是九十年代学人最为令人尊敬的事业，他们正在全身心地铸造着一种全新的思想与学术并重的范式，尽管这种铸造正在进行过程中，目前尚不可能形成定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民主”成为许多八十年代学人口中的装饰口号，而相当多的人根本没有兴趣去细读哪怕任何一本阐释民主的经典原著，只会爆炒民主的二手理论，从而暴得大名时，他们是在完成“思想精品”，还是在生产“思想赝品”?当九十年代学人在知识论的更替理路上更为准确地阐释乃致把握民主的真义，然后以之洞观中国历史现实时，他们仅仅是充当“假乾嘉”的学术捉刀人吗?我们进一步要问，一旦缺乏最起码的学理支撑的观点也能轻松地享有“思想家”之大名的话，那么王阳明“人人皆可为尧舜”一语是否可以置换为“人人皆可为思想家”?如果思想家人人可当，那么这个社会中无疑就不存在超拔于众人之上的卓越思想，这个道理是再浅显不过了。所以从任何角度而言，朱学勤以“把所有外来学理符号弄成内在心理的精致包装，把一些迫不得已的形而下的生存哲学涂抹成一种形而上的高贵时尚”来概括九十年代学术，其叙述言路本身就是一种八十年代情绪化的表现。
历史是一口井，同时也是过滤器，当它被启动时，遗忘的可能恰恰是该被遗忘的，值得保留下的则会被筛选至了一个新的维度空间中，被重新加以定位。由此说来，八十年代思想成果中的精华只是以另一种形式被九十年代传承了下来，两者并不存在根本性的断裂。从目前见诸于报刊的文章来看，对八十年代学风的批评基本集中于其学术形式的非规范性一面，并无人否认其思想先行的历史意义。因而以“思想”和“学术”去界分两个时代是无论如何不能成立的。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杨念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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