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思想”与“学术”岂能如此二分?

杨念群：“思想”与“学术”岂能如此二分?——就九十年代学风质疑于朱学勤、陈少明两先生

自从去年《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与《中国书评》发起“社会科学的规范化与本土化”讨论以来，在舆论界的反响可谓众说纷纭，特别是对“规范化”涵义的界定已经出现了一些异议和误读，对“规范化”讨论持激烈批评态度的典型议论集中地体现在近期《现代与传统》上发表的朱学勤、陈少明二位的文章中，他们对“规范化”讨论的质疑大致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断定九十年代的学界发展可能出现了一个学术重于思想的十年。朱学勤认为如果没有思想支撑，单方面的学术成就就有变成病态的“跛脚成就”的危险。(朱学勤，1995)二是把九十年代的“社会科学规范化”讨论等同于一场“科学化”运动的复兴。陈少明认为《中国书评》提出的办刊宗旨是一个非常“科学化”的问题，由此推断说社会科学至少表现出一种追随自然科学发展形式的趋势，其规范的理想就是客观与精确，最好能模仿物理学，用计量公式表示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并担忧这种现象是否会冷落“思想”的创生。

对以上两点质疑，我们可以先构设两点反问：一、“学术”与“思想”能不能在以上二位设定的条件范围内被分割开加以审视?二、即使能够如此区分，那么区分的根据又是什么？界分二者的根据仅仅是一种难以捉摸的怀旧感觉吗?概括而言。朱、陈命题的设定既有知识背景作基础，又有历史情境的强烈暗示作用，他们之所以在以“思想”与“学术”划分八十、九十年代学风时无意中拔高了“思想”的现实地位，乃是其潜意识仍沉浸于八十年代启蒙语境的表现。八十年代启蒙语境构造的“思想神话”，其表现方式即是，一批自认为握有普遍理性与价值裁断权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近乎狂热的启蒙语境中间不断地构塑出了各种时髦的思想，其作用前提却是，当知识者去启蒙别人时，他是绝对的施与者，自己却并不在被启蒙之列。美国汉学家墨子刻曾从旁观者的角度对这种“神人大巫”式的启蒙图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常常把一种很有辩论余地的乐观性看法看成天经地义的真理，这样中国知识分子的每一个自觉问题都无法得到检验而变得极其随意。比如，我们凭借什麽根据去自信地设定文化讨论中文化特质的优劣标准?或者乐观地指明摆脱传统焦虑的演变途径呢?最关键的问题是，谁来裁定知识群体拥有这种普遍的理性判断能力?是上帝吗?换句话说谁来认可这种“思想”作用的自明性?如果“思想”是自明的，它当然无需学术论证的干预，但问题也会随之而来，“思想”一旦失去了“学术”的评判而成为自足的产物，它的普遍理性的光芒还会闪耀多久?其命运最有可能会变成一种非理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表面笼罩着智慧神光的思想赝品。

事实很明显，如果无法用一种相对合理的程序去规范“思想”的内涵及其作用范围，那么它充其量是一种极其“个性化”的“态度”或者“信念”，一旦这种个性化的东西被毫无规则地普世化或意识形态化，就会发生悲剧性的后果。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1992年我在香港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当会上出现一些学者情绪激动却又不加论证地随意表述自己的思想时，林毓生先生以插话的形式发言，他明确反对有些与会者之间以“态度”批评“态度”的讨论方式，因为当论者们忙于用不加证明的观点去反驳对方论题并得到对方同样方式的反击时，讨论就会变成情绪化的感性游戏。

非常奇怪地是，在对待“理性”的自信方面，朱学勤的文章呈现出了一种犹疑不定乃至前后矛盾的心境。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朱学勤对林毓生区分“五四理念”与“五四思想”以淡化启蒙情结的作法大加喝彩，并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证现代历史中“事实”大于“思想”的作用。他认为现代中国历史上，“思潮政治”的力量远大于“政治思潮”的力量，如果不辨析清楚这两个概念，就会犯“历史本质主义”的错误。但是在文章第二部分，朱学勤却突然放弃了第一部分业已形成的论述立场，转而为八十年代形成的思想遗产辩护。不难发现，在朱学勤莫忘历史事实的谆谆告诫中，其实仍深深潜存启蒙情结所造成的困惑。因为朱学勤的心态恰恰是八十年代的，其论述方式也是沉浸于启蒙语境中的自语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