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遭遇过于悲壮而令人感伤，所以作为八十年代的精神遗民往往会受人尊敬地去希图复燃日渐消褪的激情之火。只是我想他们是否过度惊惧于舆论界存在一个普遍轻视八十年代思想遗产的氛围或运动，过多地相信自己普遍理性的批判能力，以致于在九十年代多元分化的格局内，知识分子面临多重选择时，却过于急切地在道德层面上去宰制天下，去恢复旧日的辉煌。当有些知识分子在道德人格上不符合于八十年代的理想准则时，帽子随时就会扣在头上。这给我们一点警示，对历史的感性回忆是珍贵的，它为知识人的尊严留下了一块残缺记忆的丰碑，但对感情回忆的过度缠绵也会无形中消磨掉知识利剑的批判锋芒。我们没有理由用道德评判的尺度去裁量九十年代学人，从而为八十年代学人的思想失误寻找遁辞，我们更没有理由用同样的道德评判尺度去迫使九十年代学人放弃“批判的武器”，从而使知识积累变为伦理性的道德宣判与人格讨伐。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质主义”这个论题上来。如前所述，“本质主义”观察方法是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通行模式之一。一般来说，“历史本质主义”的论断方法并非八十年代的专有物，它曾体现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取向之中。例如周锡瑞在比较中国与美国学者研究义和团运动的方法时曾指出：“中国学者强调对历史要做出评价，近几年来，在肯定和否定义和团运动的问题上，又有了热烈的争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的伟大群众运动还是一场由意识落后、封建迷信的小农发起的民众运动?它缓和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还是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类评价问题，并未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引起争论，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或人物进行类似的评价。在我个人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过程中，我所感兴趣的是如何尽量客观地理解运动的源流、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以及运动发展的逻辑性。”
周锡瑞曾注意到，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往往总是在寻究义和团运动的“本质”，其表现形式是千方百计地把义和团的起源与白莲教联系在一起，因为白莲教被公认为一场农民起义，如果能证明义和团与白莲教有传承关系，就等于确认了这场运动的“本质”，他们认为这样研究历史才有意义，由此创造出了所谓“起源的神话”。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本质主义”方法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可能存在。但是就八十年代的学风特点来说，以“政治思潮”代替“思潮政治”的本质主义方法又是极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它是八十年代的“思想化石”。之所以称之为“化石”，是因为九十年代学人已空前冷静地接受了自己的社会边缘地位，自觉地视手中的笔为俗世中点化个体学术生命的支点，而非拯救人类的魔杖。以“学术规范”拒斥“本质主义”理性的野蛮扩张正是九十年代学风的特征所在，因此，让九十年代学人为八十年代的“本质主义”思潮负历史责任是无论如何说不通的，尽管九十年代仍可能残存着其他“本质主义”的思维方法。
关于九十年代学人对“社会科学规范化”的提倡是否可等同于一场“科学化”的运动，我认为陈少明对社会科学在当代的真实意义有所误读。《中国书评》创刊词中标示出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评价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的主张，并不简单地仅仅源于西方狭义的实证经验分析方法，而是包融了理论社会科学的“知识论”要素。把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仅仅等同于一种“科学化”过程，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九十年代中国学人实际上恰恰从各个方面对西方社会科学本质中的经验实证主义预设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西方一些理论大师如哈贝马斯也认为以“自然科学”框架内的知识类型去界定“社会科学”规范，恰恰等于排斥了人类自身的反思能力，因此哈贝马斯强调“认知旨趣”在知识论形成中的相异性，这实际上就排除了知识范式的普遍适用性和可能产生的机械效果。从这个角度看，九十年代社会科学的提倡者们恰恰是把社会科学经验实证化的反对者，而与八十年代一部分学者直接用“三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诠释社会历史现象的纯粹“科学化”的学术进路大为异趣。
九十年代学人已经清醒认识到，“社会科学”的认知架构和知识论不能完全建立在经验分析的方法之上，对客体对象的观察认识程序根本不可能代替对主体意义的理解，所以其有效性绝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不难体味，恰恰正是对普遍性的拒斥，使九十年代学界有可能在多元化的解释空间中成功地回避了重蹈“本质主义”的覆辙，因为即使是“本质主义”的经验命题也会受到“武器的批判”，这里不存在陈少明所担心的“表现出一种追随自然科学发展形式的趋势，其规范的理想就是客观与精确，最好能模仿物理学”的担忧，或者出现“社会科学中的某些分支由于模仿自然科学的发展形式，而出现挤压人文学科的倾向。”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杨念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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