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讨论人权问题的紧迫性不可能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那么，当国权问题迫在眉睫时，“外争国权”就自然会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而对政府及其政治的严重不满，也自然会引发人们对民主（民治）的向往。人权问题的讨论，很快转向民主（民治）问题的讨论，实属必然。
因为西方的政治民主根本是以对人权理念的认同为前提的，故对人权问题的价值及其意义，包括对人权的基本权利问题形不成真正的共识，所谓民主（民治）之类的主张，在当时也只能流于空谈。而巴黎和会上英美政府的表现，也在相当程度上大大减弱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迷信感，这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刺激他们努力另寻出路。
对民主政治的失望，显然便利了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种种新思潮的泛滥与流行。原本就相信中国的改造只能从社会改造做起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重新回到“社会改造”的思路上去，几乎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俄国革命的意外成功，特别是它抗击列强压迫和干涉的惊人表现，自然会引起中国社会舆论和众多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走俄国人的路”，求一劳永逸的“根本解决”之道，也正切合了众多国人的梦想。
因此，我们对“五四”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作用，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如果我们把新文化运动看做是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那么就必须清楚地了解，它原本就是一个早产儿，其夭折实属必然。
第二，以1915-1920年前后中国内外事变频发，每每涉及到国家民族命运，尤其是1918年后国际上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激荡，大有取资本主义而代之之势，以国人性格，趋新逐浪，四面撒网，亦属必然。
第三，因为思想启蒙的条件不足，以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手段及形式极为欠缺，因此“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实际冲击力必定十分有限。且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当时仍在农村，而中国城乡发展极不平衡，新文化运动期间少数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充其量也只能在城市知识青年中发生一些作用，对城市一般民众的作用如何都值得怀疑，更不论其对农村的影响了。
第四，如果说“五四”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生过什么重大之影响，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它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但第一，诚如毛泽东所言，中共的产生根本上是因为“俄国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非是因为中国发生了“五四”。历史文献证明，当年除陈独秀等人，还有好几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打出过“共产党”的旗号，并与莫斯科发生过关系，故即使没有“五四”，没有陈独秀，俄国人也一定会像他们这时在朝鲜和日本所做的那样，去推动张独秀或李独秀创建出一个共产党出来。或者换言之，只要有了俄国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共产党在中国的诞生只是迟早的事。因此，“五四”与中共的产生，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二，即使有了中共，在“五四”之后到1949年以前的20多年间，中国政治及其中国社会，整体上也并没有激进化起来。换言之，“五四”与中国传统的破坏和所谓“激进主义”的流行，二者间也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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