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明，我不是研究“五四”运动史的专家，甚至没有发表过“五四”研究的论文。北大有好几位研究“五四”的专家，历史系就有两三位，要是他们听说杨奎松讲“五四”，很可能会笑掉大牙。因此，团委的同学让我来讲“五四”时，我很明白地说明了这一情况，但是他们还是希望我来讲一讲，我想了想最后也还是答应了下来。我之所以答应，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就是我几年前在讲授中华民国史专题课时，讲到有关“五四”研究的学术史，明显地感觉到当今围绕着“五四”问题的学术争论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我一直对此有想法，因此就想借着这个机会把自己一直有些困惑的这个问题梳理一下。说实话，我原本没有想写提纲。周一团委的同学向我要报告的题目和提纲时，我还告诉她我没有提纲。周二我在上海上完课，周三开始准备今天的报告时，才发现我确实对这个题目不很熟悉，如果没有一个提纲的话，我大概很容易就讲跑了题。因此，我前天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起草这个提纲，昨天在来北京的飞机上还在修改补充。
一、定义：“五四”是什么？
要讲这个问题，先要澄清一个概念，那就是：我们这里说的“五四”是什么？关于“五四”的界定，学界通常公认有两个，即一个是从《青年杂志》创刊到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思想文化运动的“五四”，像什么文学革命、思想启蒙、“打倒孔家店”等等，都是作为思想文化运动的这个“五四”运动的内容之一。有关这个运动的根本诉求，有学者将其定性为“争人权”。
另一个“五四”，则指的是1919年围绕着反对巴黎和会损害中国山东权益行径而爆发的北京学生抗议浪潮，及其随后在全国范围内一度为响应这一浪潮而发生的罢课、罢工、罢市的情况。故又有称此一运动为学生运动的，或爱国运动的，更有称其为革命爱国运动，甚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有学者将其政治诉求定性为“争国权”，似乎也不错。
这两个运动在时间上是相互衔接的，二者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学界今天还有争论。但是在我看来，这两个运动无论有怎样的不同与区别，它们的目的其实是一个，那就是救国！只不过，新文化运动发起时，其立意在通过救人来救国；而1919年学生运动及其后续种种相关运动，则转为先救国后救人了。概要地说，前一个运动主要是着眼于在思想上除旧布新，对西方一切先进的思想取“拿来主义”。后一个运动则更看重行动，主张“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想方设法寻找救国的最佳途径，谋“根本的改造”。
二、“五四”好耶？坏耶？
还在1960年，美国华人学者周策纵就出版过研究“五四”的专著，名为《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当时他曾归纳华人中对“五四”运动的三种主流评价为：
（一）共产党的解释———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发生的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
（二）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派的批判———五四运动是中国的一场灾难。
（三）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五四运动是一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过去几十年后，当今流行观点似乎依然如故：
（一）正统观点：“五四”的主旨是爱国、反帝，“五四”的意义主要在于开启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二）保守主义观点：“五四”是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滥觞，中国近代以来革命不断、罪恶丛生、道德败坏，人性泯灭，都与激进思潮借“五四”盛行，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联。
（三）自由主义观点：“五四”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可惜半途夭折，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李泽厚）。林贤治几年前在《“五四”已死》一文中，对此做了更清晰的描述，即：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表现出他们全面背叛民族文化传统的英雄主义行为。第二，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濒临结束的信号，甚至无妨视作一场提前举行的悲壮的葬礼。
这也正是我深感疑惑之点。保守主义观点认为它成功了，破坏力巨大；而自由主义观点却认为它虽意义巨大，却半途夭折，没有达到破坏的目的。那么，它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是破坏了，还是根本就没有形成什么巨大的破坏；它实际上究竟意义如何呢？我们因此不能不有所讨论。
坦率地说，这一争论的核心之点，其实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因此，我想我们理当先探讨一个历史问题，即“五四”为什么会发生？
总结起来，“五四”的发生至少有如下几个主要的历史因素或历史条件在起作用。
“五四”所以能够发生，首先必须有一批眼界不同以往，具有相当新思想，同时又有一定影响力的新型知识分子。戊戌变法时期、清末新政时期，以及辛亥革命前后，这样的条件都还不具备，因此也产生不了这样的启蒙运动。1915年以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之所以能够发起并促成了这场运动，根本就是因为他们有着留洋的背景，有着不同于以往的眼光和视野，同时在国内各大学身居教授之位并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一个《青年杂志》要能够发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还需要有大批的受众与之互动。在此之前，即使有相应的报纸杂志谈到类似的话题，也很难引起社会的共鸣，其原因就是读者数量太少。这个时候读者之所以极其广泛，就是因为经过清末新政废科举、办新学前后10年左右时间，国内已经有了大批新式学校和数量庞大的青年学生群体。他们中许多人，如“五四”中崭露头角的傅斯年、罗家伦等，又多半就是陈独秀、李大钊这类留洋归国知识分子的学生。正因为他们的存在和热烈的响应，才使得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呐喊与呼声，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并得以形成持续的声势与广泛的影响。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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