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述评（二）

三、清中叶之考据学

钱穆以传统学案体写学术史，但见学人先后出场，却难见学术与学派之演变。乾嘉考据代表清学的全盛时期，但钱书实未能尽道其来龙去脉，而于顾炎武作为清代汉学开山之说，亦颇持异议。虽仍以乾嘉考据，上承亭林，然承袭之迹不明。白寿彝曾批评钱穆将顾视为复古主义者、道学先生、抄书匠，歪曲了亭林考据学的优良传统，虽言之尖刻，不谓无见，钱穆尤其不应误解亭林所谓著书不如抄书之真意。顾氏之意，仅仅是说，盗窃或改窜他人的著作，还不如忠实的抄书，而此一误解，确也可能曲解亭林以考据为目的而非手段。所谓上承亭林，是否即延续复古与抄书的传统？显然不是。

梁启超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长篇结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实系对乾嘉考据学的详细总结。由此总结可知，所谓乾嘉考据学，确不免饾饤烦琐；为考据而考据之讥，亦非无据。今人探究考据极盛之故，常谓专制政权禁锢思想所致，然也不能忽略，乾嘉正当清之盛世，始有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考证工作。其结果对古籍的复原与整理，对文化的承继，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余英时提出的“内在理路”说，谓乃自明末清初以来，重视“道问学”的自然结果，能以内缘说补外缘说之不足。惟道问学与尊德性乃一体之两面，殊不可一分为二。

钱穆论乾嘉巨子，以专章述戴震（东原）与章学诚（实斋），于两氏学术思想之交涉，语焉未详，后由其门人续成之。戴震与章学诚虽为乾嘉之要角，未得谓包揽乾嘉时代学术思想错综复杂之全貌。钱书论及乾嘉时代，也未暇多言时代与学风的关系，亦看不见亭林考据学发展至乾嘉的过程，以及两者间之异同。

休宁戴震（东原），可说是乾嘉时代最享盛名的学者，不仅在考据上别开生面，从字义、名物、度数以通经意，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而且在义理上更颇有发明，尤令后世学者敬佩。胡适之就把戴东原的哲学等同英国讲求实用的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视为清初以来反玄学运动的成果。梁启超也说，东原所言，“绝似实证哲学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见焉，清学派之精神见焉”。梁胡两人皆将汉宋之争，视为实学与玄学之争，而尊汉鄙宋之意溢于言表。然此恰非钱穆所能接受，并见诸其论述之中，如谓东原学自江永，徽歙又是朱子故里，风尚笃实，原亦尊朱；所谓戴学原出朱学，章实斋已先言之，惟钱穆认为东原论学之变，由于受到惠栋的影响，始尊汉诋宋，亦因而使钱诋戴，若谓“东原在四库馆，盗窃赵东潜校《水经注》，伪谓自永乐大典辑出，以邀荣宠，其心术可知”，则又效实斋之叱戴矣。胡适之穷毕生之力治《水经注》，不亦为戴氏辩诬乎？

学者间相互激荡，事属平常，然东原是否闻苏州惠氏之风而变，并无确据，一如胡适疑心《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受到颜李学派的影响，没有确据。但东原的学术思想，却可分前后两期，而后期才代表他成熟的学术与思想。即使他最后受到惠栋的影响而变，他的学术之精深，已远远超过惠栋。戴学既不能归功于惠栋，亦不能将戴之抑宋攻朱，怪罪于惠栋，更不能说，戴助惠夺宋儒讲义理的传统，何况学术思想之变，不可能突然发生，而是其来有自。余英时研究戴震早期作品《经考》与《经考附录》，发现“东原后期思想的发展大致都可在此早其作品中得其根源”。然则，戴氏思想有变有常，仍具思想发展的一贯性。东原晚年从辨性欲到辨理气到辨理欲，亦有其一定的发展过程，似非任何外人所能主导。

钱穆虽认可东原考证之精卓，然并不认同其义理。太炎尝言，戴之名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出，学者自是薄程朱”，而钱穆尊崇朱子，始终如一，晚年撰百万言《朱子新学案》，开宗明义即谓：“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钱穆既仰视朱熹如此，自不能容忍批宋攻朱之论，故斥东原所论“激越”、“深刻”、“诋毁逾分”，于东原颇致憾焉，亦因而下视东原曰：“余观船山议论，颇多与东原相同，然船山极尊宋儒..其识超于东原矣”，因亦颇为借重章实斋批戴之言，若谓“东原以朱学传统反攻朱子，故实斋讥之，谓其饮水忘源也”，更说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以夺戴学之长，并断言东原慧有余而识不足。钱穆恨与朱夫子为难之人，颇似方东树。

钱氏矛头既指向东原，于章实斋自多表同情；然章氏在乾嘉时代实遭冷遇，其书亦未出，钱穆专章论实斋，以与东原相抗衡，已张大其事，所谓“东原实斋乃乾嘉最高两大师”，亦如任公谓章学诚为乾嘉全盛期与蜕分期间一重要人物，不免夸张。实斋之成为重要人物，乃后世之发现与认可；实斋之学，也多后人主观的诠释。实斋针砭汉学家之言，既非乾嘉汉学家所知，则又何从影响其时代？

一时代学术之重要，端视其影响的深浅，以及反响的轻重。就此而言，戴震无疑是清中叶最重要的宗师。梁启超以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最能光大戴门之业的后学，显然着眼于正统汉学之朴学，其一脉相承，增事踵华之迹，厘然可寻。钱穆则以焦里堂（循）、阮芸台（元）、凌次仲（廷堪），继戴之后。三人固极重东原，亦皆受东原的影响，然未尽受戴氏藩篱。即依钱穆之见，焦循虽学宗东原，不免“溺于时代考据潮流”，但因其“富具思想文艺之才”，故思辨深湛，“可与东原实斋鼎足”，甚至“较东原为圆密”，亦因而能不随汉学家考据之风起伏，进而能综戴章两家之长，自树一帜。所可议者，里堂既未得读实斋之书，又何从综其长乎？不过，焦循的思想，确有可述，尤其时变旁通之义与异端执一之说，非同凡响。钱穆虽言里堂旁通异端之说颇详，惜未能就两者之意义多所发挥，如时变旁通，是否已发清季变通思想之先声？异端执一，是否已具多元思想的色彩？皆大可推论，实无须局限于汉宋调和一端也。

阮元之学，固亦植根于东原，主古训明而后义理明。钱穆因见阮之长于归纳，有别于焦之长于演绎，故谓阮重实事求是，近乎朱子；焦主自思求通，近乎陆王。由焦阮性情之异，以明学途之异辙，再因阮氏出处较显，助成汉宋兼采之风。钱氏此见，可称明通。至于凌廷堪，钱穆认为亦承东原之风，虽以礼易戴之理，然论经实与戴同尊荀卿，曰“东原言性善，专就食色之性言之，与次仲言礼，专就声色味之好恶言之，同一失也”，而凌分树礼与理的旗帜，更严汉宋门户，则扬戴之风而益甚矣！唯凌亦颇道汉学流弊，不以“好骂宋儒而高自标置”为然，也不以“许慎掩周孔”为然。类此皆颇合钱穆之意，钱梁标举东原后学之异，可以略见汉宋门户，以及两人道术之异趣。

钱穆述论焦循、阮元、凌廷堪之余，附录方东树（植之），涉及清中叶学术史上一大公案，事关桐城派挟怨攻伐汉学。梁启超说，“方东树著《汉学商兑》，遍诋阎、胡、惠、戴所学，不余遗力”。惟梁氏虽说“其书为宋学辩护处，故多迂旧”，然仍谓“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钱穆则谓，方东树之书“颇足为汉学针砭”，尤乐见其“尊护朱子”，虽云方氏“肆口无忌”，其书之水平也不及实斋之《通义》与陈澧之《学思录》，但风格差近，皆不满当时极盛之汉学，并可绝其病痛者。但是梁钱两氏，均未对此一公案作全面的探讨，亦未追究其学术史上的意义。钱氏仅在附录之中，稍稍涉及，隐约不彰。

按照章太炎的说法，戴震治学深遽，令诸儒震悚，愿为弟子，天下人遂敬重经儒而轻文士，导致文士与经儒间的交恶。桐城派文士效法曾巩与归有光，讲究依傍程朱的桐城义法，但是桐城诸子并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遭轻蔑。姚鼐想做戴震的学生，未被接纳，感到羞辱，乃不断抨击朴学残碎，后来方东树写《汉学商兑》，虽不完全是诬谰之言，然方氏本人，亦属文士，强以宋儒自居，而行不附言，所言汉学弊端，仅仅是微识，反增纠纷。近人朱维铮于此一公案，有进一步的论述，略谓姚鼐死后，江藩撰《汉学师承记》以区别汉宋门户，又撰《宋学渊源记》，独不记桐城诸家，因而结冤。方东树即姚门弟子，反应最为强烈，凡与汉学有关之人，都在攻击之列，尤集矢于戴震与扬州学派，以维护朱子与发明道统自任，学术价值虽然不高，但颇得桐城、阳湖两派之声援。更有进者，方东树身后，正值咸同大乱，曾国藩辈以当世方苞自居，以明道救世自任，《汉学商兑》亦随世变而风行一时；然而变局之下，汉宋实两败而俱伤，双双凋零。朱氏所论，颇能补梁钱两公之阙。盖思想史之研究，不仅须追究汉宋间理性对话，且须顾及学者间之隐情私衷，亦须注意时代因素及其影响。钱穆著作体例，引一段，评说一句，不脱旧史藩篱，殊难畅述思想与学术发展之复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