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述评

一、引言

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学史的代表作。这部书于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之前出版，乃据北大授课讲义而成。钱氏自谓，任公（梁启超）曾在清华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并印有讲义，钱氏赴北大开同一课程，并于北平东安市场购得梁之讲义，“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另撰一书，于是梁钱各有一书名相同的著作。

钱穆及其先进梁启超均属名家，所著在学术史上亦有其应有之贡献与地位，然学术不断进步，两氏有关清代学术史的撰述，无论在写作方法与实质内容都暴露了严重的缺点与不足，此乃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们之所以以今日之学术眼光评论前人，既非否定前人的业绩，也非对前人要求太过，实在检讨已有的成果，知其缺点与不足之所在，冀有所突破与进展。若仍以旧日的标准，一味赞赏前人之书，认为仍具颇高的学术价值，岂非自认近一世纪来，有关清学史的研究竟然停滞不前，毫无进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高瞻远瞩，大步迈进。

本文述评钱穆论清学史，固然要指出与任公相异之处，然也要明示相同意见。无论异同，钱书都有依傍梁书的痕迹。钱书晚出十年，在篇幅上固然胜出，然思辨论证未必超胜许多，甚至在概念上有些倒退现象，故读钱书的同时，不时参阅梁书，或亦有助于理解钱氏清学史的看法。

钱氏讲授以及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除了自称与任公“立异”之外，亦有阐释清代学术史内容与流变之意。其判断和解释必有其思想根源，值得玩味。其写作方法与所用史料为何？与近代思想史之写作，究有何种距离？其主要论点为何？是否有效？影响何在？以及钱穆作为近代思想史家的地位，均属本文写作时思考的范畴。

二、清学史渊源

清朝享国约三百年，钱穆与梁启超所谓三百年学术史，就是清学史，实甚显然。梁以清学始于对晚明弊政与王学流弊之“反动”，明末西学之输入，藏书、刻书、读书风气之渐盛，以及佛教反禅精神之发展，遂下开重视实践的清学，所言虽仍不免简略，却眉举目张，并照顾到思潮与时代的关系，多少反映了清季西学以及新概念对他的影响。钱穆虽晚于任公一世代，思想则似乎早任公一代，故绝不提十六世纪以来西学之冲击与反动，亦不提思想之物质基础，径谓清代学术导源于宋，而宋学又导源于唐之韩愈，其意清学既揭汉敌宋，若不知宋学，便“无以平汉宋之是非”。欲知宋学，必须追踪到唐宋。若然，则近三百年学术史应作近九百年学术史矣。其实，明末清初对宋学之反动，并非完全反对宋学；所反者乃宋学之流弊，而流弊见之于三百年前，实在没有必要追溯到九百年之前。

钱穆论清学渊源时，也特别强调晚明东林学派的重要性，若谓东林不仅“矫挽王学的末流”，而且“抨弹政治之现状”。不过，问题是东林是否可称清学的先驱？钱氏虽亟言，清初大儒或导源于东林，或为东林之嗣响，然亦自认清代之实学固非东林之所谓实学，康雍以往，更“渺不相涉”。然则，钱氏径谓“清初学风尽出东林”，无乃太过？事实上，钱氏首章所讨论的黄梨洲、王船山、顾炎武三巨子，才是清学的先驱人物。诸人背景虽异，皆欲纠空谈心性之弊，以实学济之，并有以用世，也就是梁启超已经做出的定论。钱氏在论述这些先驱时，也颇袭用梁氏原语，或转引梁氏引文，小传照抄梁书之处尤多，最明显的莫若船山传略有曰：“其遗书，得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佚者犹多”，仅易任公所记“佚者不少”为“佚者犹多”。然而梁氏误记卷数，钱穆照抄而未查书，故而沿误。按船山遗书初刊于1842年，上海太平洋书局1930年重刊，计七十种，二百八十八卷。吾国传统文士，转录前人之书，习以为常，未必能以现代西方规范论之，然钱氏仅言与梁氏之异，而不及其同，不得不表出之也。

黄王顾三人在现代被视为清初学术思想之巨子，学者景从无碍，多少归功于梁钱两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肯定，而两人对三氏的评价也大同小异，主要观点可说相当一致。梁首揭梨洲虽出自阳明，实已提出致良知的新解，谓致即行，以救王学空疏之弊，并将之比作“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也许未必有当，然其断定“梨洲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承继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则颇言简意赅而不可移。钱穆所谓，梨洲“重实践，重功夫，重行，既不蹈悬空探索本体，堕入渺茫之弊，而一面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并未超出梁任公所提致良知的新解。

钱穆论梨洲政治思想一节，多取《明夷待访录》，所论与任公也少异，引文亦略同，认为黄氏已具民主之创辟思想。所异者，主要是《待访录》之所以作，任公不同意章太炎所谓“将俟虏之下问”，也就是说，期待清廷的青睐，而正恰恰相反，实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钱穆则据全祖望之言，谓成书之时（1663），“潮息烟沉，已无可望，更无可待，故而《待访录》成于梨洲五十四岁，实为梨洲政治兴味最后之成绩”，此后则转入理学方面。然而，事实上梨洲并未放弃他最后之政治兴味，似乎仍有所待。据1985年宁波天一阁新发现的《留书》抄本，知乃《待访录》之底本，成于前十年，有序曰：“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茍有因无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足见梨洲仍有待于后人，以实行其主张。然其所待者，绝非狭隘的某一类人；其胸怀固非近人之比。

钱穆于任公赞赏梨洲《待访录》所言近似西方民主学说，虽无异词，却有一语暗批任公曰：“今读其书者，惊其立说之创辟，而忘其处境之艰虞，则亦未为善读古人书矣”。任公并非不知梨洲处境之艰虞，若谓“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盖正有此挫折之处境，始有其创辟之见；不顾处境之艰虞而持此创辟之见，正梨洲之所以异于常人也。钱与梁对梨洲的看法，实大同而小异。

王夫之号船山，其书至十九世纪中叶始出，才引起重视。梁启超虽自称未通读王书，然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予王学极重要的位置，并首以西洋哲学概念描述王学，谓“为宋明哲学辟一新路”。钱穆论船山，承袭梁书的痕迹显然，观点也基本略同。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学的方法治学，“比前人健实多了”。钱亦以哲学之本体论述王学之能显真明体，并推而演之曰：船山“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阔，幽微精警，盖无多让”。

梁揭出王夫之“反对纯主观的玄谈”，而钱亦言船山切中流俗，砭“后世言心者，蹈虚落空之病”以及“虚知浮解之无当本体”，盖其“发明性道之幽玄，本于人事生理之实也”，故而既不空谈心性，也不因重功利而忽心性。此论也未脱任公所说，船山提倡实行而不废原理。钱穆固标出船山喜言变动与宇宙演化之妙，谓王氏人文进化之说，“闳辟深博”。唯船山之演化观，不仅演进化，也演退化，道出文化有兴亡起伏之迹，实为一“石破天惊”之论，惜钱氏未及见之。钱穆甚赏王学，未尝不因认为王学“绳律之严，仍是宋明儒家矩矱”，尤与张载《正蒙》的学风为近，展露钱氏一贯崇宋之主见，亦因而相较之下，颜元汩于习行，戴震耽于情恕，以钱之见，皆不如船山之正。然以钱氏之严夷夏之辨，于论吕晚村一节，多有发挥，竟未就船山贵华贱夷的强烈民族本位政治与历史观，大加论述，仅以“《黄书》于种性夷夏之防尤谨严”，一语带过，未免失之交臂。

钱穆论顾炎武，虽然在传略与引文上颇采梁书，但论点颇异。钱穆一则曰，“亭林之治古音，乃承明陈第季立之遗绪”，以驳梁氏称亭林为汉学开山之说，再则曰，经学即理学，“亦非亭林首创”，因钱牧斋已先言之，意在驳斥近人“既推亭林为汉学开山，以其力斥阳明良知之说，遂谓清初汉学之兴，全出明末王学反动，夫岂尽然”？钱氏于此显然在挑战梁启超所谓“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然而细察之，钱穆对亭林的结论，实亦清初不作第二人想，不仅认同任公总括顾学“博学有文，行己有耻”之精到，而且认为并世学者“皆不足相肩并”，“要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又谓“以后清儒率好为纂辑比次，虽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广，结撰不能如亭林之精，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然要为闻其风而起者，则不可诬也”。然则，钱穆虽不云亭林为汉学开山，实已肯定其开山之功，与任公所言，大同之余，小异耳。

总之，清初学者莫不针对明末空疏之弊而发，故提倡实学。清学之渊源于此亦显而易见。钱穆虽言清学源自宋，然并不能无视清学乃宋学流弊之反响。太炎所谓，宋学至清已“竭而无华”，亦属事实。钱穆对于清初三巨子的评价，实与梁启超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