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述评（三）

四、晚清学术史

晚清学术，肇自乾嘉朴学式微之后，讲求复古。乾嘉考据学风，崇尚朴实，主张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原是针对宋明理学末流的游谈无根，然而此一学风，亦导致清代经学之流于烦琐，僵化而枯燥，至道咸之际，衰象已著。梁任公曾以考证学研究范围之拘迂，汉学本身因迟滞而腐败，汉学家尊古与善疑之矛盾，以及咸同战乱之刺激，思以经世济时等因素，解释盛极一时乾嘉清学的衰微。钱穆论清学之衰，一本其尊宋的立场，较着眼于东原以来，朴学家力訾宋儒之非是，故述衰世之继起者，多以调和汉宋为言，显然以为汉宋调和乃救学与兴学的良方。不过，倡言汉宋调和，即使能够落实，是否足以应付道咸以降的世变，殊为可疑，而此一关键问题，梁钱两公皆未作深论。

正当道咸学者提倡汉宋调和之际，汉学因经今文的复兴而趋分裂。今文之复起，自与乾嘉笺注之学流于义理枯竭有关；然今文之阐抉奥旨，往往牵缀比附，并不能等同宋明先儒之求义理，自非钱穆所能允可，故目为好诞之风，较其弊视惠栋尤有过之，若谓“其始则为公羊，又转而为今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掩胁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学术治道同趋凘灭，无救厄运”。钱穆此语，总结经今文学在晚清的影响，认为关系到学术治道的凘灭，甚至将清代之覆亡，归罪于经今文。此等大事，理应详述密证其过程，明其因果，岂能一笔带过？

梁启超将经今文学派开拓之功，归诸龚自珍，钱穆也认为常州今文学，虽然起于庄存舆，立于刘逢禄、宋凤翔，然变于龚自珍与魏源，而龚才是此一学派“精神的眉目”，原因是龚自珍始将今文学派之轻古经，推展到注重时政。龚氏确是清儒在百年文字狱阴影之余，首开发舒政论风气之一人，在学术上固然为乾嘉经学的反响，在思想上由政论而发清末变法的先声，而其脍炙人口的诗篇，也风靡几代士人。凡此皆龚氏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值得深探细究。然钱穆或因其鄙视今文之故，对龚氏的评价偏低，一谓其承袭章实斋之说，再惜其屡试不售而消极，以致于“往往有彷徨歧途莫审适从之慨”，又说“定盦之学，博杂多方，而皆有所承，亦非能开风气”，虽可说明即使定盦也不能有所作为，卒不免自我否定其学术思想之重要性矣。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真正英雄人物终于登场，此人乃曾国藩（1811-1872）。此一政治人物，在思想史上固然有其重要性，如钱氏所说，国藩学业文章源自桐城姚氏，持论显然与乾嘉汉学家异，代表晚清反考据之学风，更何况曾氏以中兴元勋，提倡经世致用，以挽救士风为己任。曾氏礼论，谋汉宋会通，扶植礼教，而礼以时为大，遂达经世济时的目的，不谓无见。然而钱氏不仅以专章述曾，而且将其学术地位与清代巨子并列，赞褒有加，认为其见解“有其甚卓绝者”，如“以杜马补许郑之偏，以礼为之纲领，绾经世考核义理于一钮，尤为体大思精，足为学者开一瑰境”，又说“与嘉道汉学家继东原后，专以考订古礼冗碎为能事者，回不侔焉”，尤推誉其特重宋学，不仅知经世而且知经术，以致于“涤生之所成就，不仅勘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故亦少见其匹矣”，故而“涤生之殁，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渺矣，此实同治中兴所为不可久持一大原因也”。于此足见曾国藩在钱穆心目中形象之高大，实不作晚清第二人想，亦可略见钱穆与曾国藩在思想与意识上之相契。现代学人之中，固不仅仅陈寅恪之思想在湘乡南皮之间也。

曾国藩之外，另一获钱穆青眼的晚清学者，是粤人陈澧，号东塾。东塾完全是象牙塔内学者，几无俗世名声。钱氏以东塾身值大乱衰世，能切中时弊，深知发明训诂而不讲义理的汉学家之失，故欲挽风气，砭流俗，主汉宋兼采，有意提倡新学风。所谓新学风，以钱氏之见，只是不分汉宋以求微言大义，且不期而与章实斋挽风气之说相同，并响应方东树对汉学流弊的批评。然则，所谓新学风，实无新义，更何况钱穆又说，东塾之学仍不出古训，其意实欲汉学家勿专务训诂，勿忘义理。若然，则东塾乃汉学之振兴者，亦不得谓之新学风。另可注意者，钱穆于东塾的学术实未予多许，若谓：

于两汉学术精要所在，尚未能发挥呈露，又排比众说，不欲讲家法而但求通义，其意虽是，而于两汉四百年诸儒，流变派别，因亦无所发明。其取去抉择，在作者虽自有微意，而自今言之，则其书亦不得谓研治汉儒思想者一完备之参考书也。

又说“其言学问偏主读书，议论似不如颜习斋；言读书唯重经籍，识解似不如章实斋”。既如此，则又何须专章论述陈澧？原来钱穆拳拳致其向往之意于东塾者，因东塾力斥士情既懒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好以胜古人，颇中钱氏当世之感慨：“今日安得东塾其人者，以上挽之于朱子郑君，相率趋于博学知服之风，而求以作人才转世运哉？”朱子郑君云云，立见钱氏本人学术思想之归宿，与夫论学好恶之所本。

康有为虽是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之“殿军”，也就是结束清学史的大学者，但是钱穆对康之评价甚低，与梁启超对乃师的赞赏回异。钱氏认为，康之公羊改制说，实自川人廖平剽窃而来，甚至说，“康门学说，尚是廖季平范围”，岂不是说，若称康门，还不如径称廖门？至于礼运大同之说，康虽“自辟天地”，然而“亦自有其来历，并非绝无依傍剿袭也”，而所论也不出谭嗣同的仁学。然则，依钱穆之见，康有为并无自得之学可言，钱氏清学史的完结篇遂有极为消极的结论：

长素之于考据如廖，于思想如谭，更所谓横扫无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于后。凡其自为矛盾冲突抵销以迄于灭尽，则三百年来学术，至是以告一结束，扫地赤立，而继此以往，有待于后起之自为，此所以康廖谭三家之书，适成其为晚清学术之末影。

“扫地赤立”，未免言之过当；盖后起者，颇多自认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康之思想非无创意，所谓矛盾冲突也非不可解释。康有为固然受到廖平的启发和影响，但两者的规模与目的绝异，殊不可同日而语。萧公权先生之研究，已有定论（1988）。于康之评价，非萧钱两氏可各持一端之词，而属是否公平判断之事。将康氏震动一时，影响深远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说成完全剽窃廖平几无影响的〈知圣篇〉与〈辟刘篇〉，并不公平。既谓窃自廖平，所窃之货，无论好坏，自应由造货原主负责，却又集矢于非造货之人，径谓“长素抹杀一切，强辩曲解，徒乱后生耳目”。果如钱穆所言，其说来自廖平，则抹煞曲解之罪，岂非应归之廖平才是？

康氏论学，确常不顾证据，强词夺理，梁启超亦不讳言。钱穆就纯学术之观点，批评康鲁莽灭裂，亦不为过；然而不能不体会康氏著作之微旨，原不在纯粹的学术考证。康明欲学以致用，甚至以学术作为达到政治改革的手段，亦因此能在思想界引发飓风和火山。钱穆认定“康氏思想之两极端”，以为戊戌变法是走急进的极端，而民国以后，反对共和则走保守的极端，似乎前后自相矛盾冲突，实则未能全面掌握康氏三世说而致误。康有为演三世说为政治改革理论，一个基本点就是制度演变必须循序渐进而不可躐等。戊戌时期，保守势力仍强，必须极力求变，而民国以后，未行君主立宪就遽行民主共和，有违渐进之意，造成纷乱，故极力反对。若知康氏理论之整体性，便知并无重要的矛盾或自相冲突之处。

萧氏研究康有之最大贡献，要能厘清康之现实面与理想面；现实面冀由改革而臻中国于现代化富强之域，而理想面则求世界大同于未来，乃分属二个不同的境界，当前与未来的关切原本不同，并非矛盾。就康之大同理想而言，内容之丰富，诚如萧氏所说，康有为的“乌托邦构想极具想象力与挑战性，足列世界上伟大乌托邦思想家之林”。凡细读康氏《大同书》者，当有同感，而钱穆竟视之为“无端发此奇想”，“以空想为游戏”，“侈张不实之论”。中外乌托邦思想多矣，精深或浅薄仍有其客观标准，非仅凭个人好恶同情与否而能断言者。钱氏恶今文，视改制为荒诞，无从体会康有为思想之重要与意义，失之多矣！

西力东渐，乃康有为及其同时代有识之士无可回避的挑战，故探讨晚清学术思想必不能不细考西方因素，而西方因素正是钱穆论晚清学术史之最大盲点。他仍持有根深蒂固的本位主义思想，谴责用夷变夏，而不去处理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的新时代课题，以致于在钱氏笔下，清代学术思想传到康有为，变得矛盾冲突，一无是处，无所适从，而有“扫地赤立”的错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