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四）

五、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说九十年代以来突破比较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二〇〇二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高华教授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本书可以说是关于延安整风最翔实的著作。全部材料都是来源于公开的文献、回忆、著述，没有内部档案。它的核心观点，就是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他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最高权威的上层结构，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跟这个问题有联系的是“抢救运动”，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作了一些研究，但是都不深入，而且几乎都把帐记在了康生的头上。有研究者提出，康生对“抢救运动”负有不可推脱的重要责任，但毛泽东是中共中央领导人，而且是整风运动的领导人，难道对此没有责任吗？有研究者指出，在这一点上，主流意识形态是不能突破的，极力把康和毛摘开，相反去强调“抢救运动”后期毛“发现了问题”，使得运动及时刹车。二〇〇三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党校教育史研究组”著、中央党校王仲清教授执笔的《延安中央党校的审干工作》一书，说的是党校，实际上也部分反映了当时整个延安的情况，披露了一些原始材料，比如毛泽东、任弼时、彭真的讲话。这本书只印了三千册，还是内部发行。

六、朝鲜战争问题

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是当代历史、中共历史研究进展最多、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原因在于档案的解密。从七十年代开始，相关国家陆续解密档案，首先是美国、英国。九十年代初俄罗斯档案也大量解密，这使得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有很大突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也开始陆续公布了一些档案，比如《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彭德怀军事文选》收入了部分相关文献，军科院编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了《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周恩来传》，披露了一些材料。

还有一个原因，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宣告结束。冷战成为历史，冷战史便越来越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国际学术界一个比较共识的看法认为，冷战开始的标志就是朝鲜战争，研究冷战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朝鲜战争。因此，朝鲜战争的研究最近这些年进展很快，成果也很多。

这里主要介绍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朝鲜战争缘起的研究。以前大陆传统的说法是，“美帝国主义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匪帮首先发动全面内战”。其实在国外，这种观点一开始就被否定，现在中方的学者也都非常清楚这一点了。中国专家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研究。这个问题要从雅尔塔体系讲起。雅尔塔体系的实质，是东西方战胜国对法西斯国家失败所造成的空间进行填补，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有专家认为，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在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上。根据《雅尔塔协定》，战后朝鲜并不是由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而是由美、苏、中、英四大国共同托管。然而，金日成不满意这样一种格局，他要完成朝鲜半岛的民族民主革命，当时只有一半完成了，另一半没有完成。所以，金日成及朝鲜劳动党酝酿了一个解放整个朝鲜半岛的军事计划。毫无疑问，这个计划没有斯大林的支持，是不可能实施的。一九四九年，金日成不断跟斯大林提出这个计划，但是斯大林不同意。有研究者分析，其原因一是战后苏联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二是（也是更重要的）斯大林根本不愿意跟美国人直接交手，因为他知道朝鲜战争一打起来的话，就不是南、北朝鲜的问题，而是苏、美之间的问题了。朝鲜方面曾经试图取得中国方面的赞同和支持，但是，毛泽东同样也不赞成朝鲜对南朝鲜实施军事行动。一九四九年九月，毛泽东在同朝鲜代表会谈时表示，这种军事行动尚无有利的形势，同时中国军队也在忙于国内战争，难以他顾。的确，1949年秋天，中国国内的战事还没结束，十月份以前，西南、西北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更不要说台湾问题了。

但是，一九五〇年一月，斯大林改变主意，同意了金日成实施解放朝鲜半岛的计划。斯大林改变主意的原因是什么，迄今为止还缺乏权威的文献档案揭示。一些研究者作了观点并不一样的分析，其中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作为重要背景的见解值得十分注意。一九五〇年一月，访问苏联的毛泽东经过同斯大林的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苏联归还中国的旅大海军基地和中长铁路。旅大是苏联海军在远东的唯一出海口和不冻港，按照条约归还中国后，苏联海军远东舰队显然需要寻找新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完全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即使战争失利，由于东北亚局势的紧张，会使得中国要求苏军留驻旅顺、大连。作为利益置换，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提出的解放朝鲜半岛的军事计划。这个分析和推论，我以为是很有道理的。斯大林还提出，这个问题应当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不过，在金日成看来，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还能有二话吗？后来的事实果真如此，尽管毛泽东一开始还不大相信：斯大林是否真的同意？一旦证实后，毛泽东当然只能赞成而不便反对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开始了朝鲜战争。事情的真相在国际上早已为人所知。一九八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其中有关朝鲜战争的注释，说法不同于过去：“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没有涉及战争爆发的原由。《毛泽东著作选读》当然是官方出版物，编辑者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的说法也就有了鲜明的官方色彩。不过，官方尽管向事实靠拢了一步，恐怕很大程度上出于外交考虑，却无论如何不再捅破这层窗户纸。倒是中国的研究者个人，把这个国外世人皆知的“秘密”告诉给了国人。

一九九七年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创刊号，发表《一九五〇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承担出兵援助任务，从而停止了原定这年解放台湾的计划。文章引人注目的是，依据史料，对朝鲜战争的真正来由作了详细交待。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主管外事和主管宣传的高层人物分别批示，有关部门约见杂志主管单位、主办单位负责人，《百年潮》杂志更是挨批、作检查，差点没受处分。其实，关于朝鲜战争的由来，在国内史学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恐怕一般公民也有不少知情。

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国内最有水准的著作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沈志华教授的《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这本书本来想在内地出版，但未获批准。令人费解的是，这本书居然在二〇〇三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还被新闻出版署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重点图书，书名稍有改动，叫《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另外一本书，其中内容也涉及朝鲜战争，是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杨奎松教授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就是前面介绍的《百年潮》那篇文章的作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评估，这也是学术界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第二个问题比前边的更敏感。九十年代以来，除了人们熟知的“爱国主义的胜利”、“国际主义的凯歌”的结论外，学术界对于抗美援朝战争得失的评估，看法很不一样。一种观点认为得失相当，整个抗美援朝打完了以后既没有失去什么，也没有获得什么，其理由是交战双方最终都回到了三八线。另一种观点认为失大于得，主要对中国来讲，付出远远超出了获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好做简单的比例估计，最好做一些比较具体的分析，看“得”得在什么地方，“失”失在什么地方。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在三个方面即军事、经济和政治上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军事方面：整个抗美援朝争，中国志愿军兵员损失共计四十二万六千二百人，包括阵亡、负伤、失踪、因伤病致死四种情况。志愿军跟美军的兵员损失是二点六二比一，差不多接近三个人比一个美军，损失的代价远远超过了美军。经济方面：中国消耗的作战物资五百七十余万吨，支出军费六十二亿人民币；按照一九五〇年的设想，一九五一年中国的军费开支要从一九五〇年占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六降到百分之三十，结果不仅没有降，反而涨到了百分之四十五点六四，影响和挤压了国内经济的恢复，同时使得中国更多地在经济上依赖于苏联和东欧。政治方面：最大的代价就是解放台湾的计划搁浅了，因为不可能实施原来的作战计划。朝鲜战争之前，杜鲁门已经准备放弃台湾了，对蒋政权表示失望。当时第七舰队已经开回夏威夷了，朝鲜战争一开打，美国第一个行动不是出兵朝鲜而是派第七舰队重新进入台湾海峡。最关键的是联合国通过决议制裁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