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十）

十三、“四清”运动问题

关于“四清”运动，学术界有不少研究，除了文章，国防大学丛进教授的著作《曲折发展的岁月》、萧冬连先生的著作《求索中国》，都有相当篇幅叙述“四清”运动的历史。今年，中共中央党校的郭德宏教授和他的博士生还写了一部专著《四清运动实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毛传、刘传、周传也有一些文献披露和史实叙述。

“四清”运动的过程，相关著述的描述还是大体清楚的。一个比较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是，在“四清”运动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到底有什么样的分歧？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毛与刘之间有两条路线。从一九四九年的天津讲话开始一直到六十年代，刘少奇一直有一个跟毛不同的路线，就是沿着原来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延续下来，跟毛是对立的。到“四清”运动时，这种对立终以正面冲突形式表露。

这种解释并不令人信服。不少研究者认为，刘没有一条自己的路线。如果说五十年代初期，刘还是延续新民主主义那一套思路的话，一九五三年以后，刘也改变了，跟上了毛的思路。在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上，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认识都是一致的。后来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刘同毛至少是基本一致的，没有什么分歧。

那么，刘是不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路线呢？六十年代，刘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对经济调整所应采取的措施以及某些社会关系方面调整的政策，毛的确不满意。但是在“四清”的问题上，在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上，在“四清”运动斗争的手段、政策上，刘并不比毛温和。史料显示，“四清”最早是毛提出的，而刘的态度也是非常积极的，后来中共中央成立“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刘还受命挂帅。刘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比毛还严重，毛判断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手里，刘认为还不止三分之一。而且，在手段上，刘还采取了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撇开基层党政干部，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等类似对敌斗争的做法。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刘少奇的主张明显彼此抵牾，相互错位，这怎么形成一条价值取向相同的路线呢？在大的战略上，当时的中央并没有一个什么刘少奇的战略、路线，中共领导人从根本上说都是按照斯大林那一套模式来搞社会主义的。针对“文革”中批判“刘少奇路线” 的说法，胡绩伟先生八十年代感叹“可惜没有一条刘少奇路线”。

然而，正是在“四清”运动中，毛与刘的分歧越来越发展，以致在中央高层显露出来。有研究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四清”运动的指向，刘与毛不同。在刘看来，国内问题主要出在地方特别是基层干部，刘说过要“追根子”，但也只追到地委一级。那些斗争手段，也是对着地方和基层干部来的。毛则认为，问题出在上面，“中央要出修正主义”。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毛同外宾谈话，多次说中国党内有修正主义，还说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另外，关于矛盾的性质，刘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叉；毛则认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毛、刘的矛盾在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名称很特别，在中共历史上独此一次）上终于引发了正面冲突。毛捅开了和刘分歧的“窗户纸”，说出了自己的打算：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次会议，毛下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五年后，斯诺问毛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必须把刘“从政治上搞掉”，毛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

十四、“文革”发生的原因问题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是“文革”历史研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一九八一年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文革”发生的原因作了解释：毛做为执政党领袖，极为关注党和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形成了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毛将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视为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在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阻碍，党内形成了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海内外研究者的分析则各不相同。有专家概括了十余种观点，包括“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遗毒说”、“毛泽东帝王思想说”、“奸臣祸国说”、“乌托邦碰壁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中西文化冲突说”、“人性兽化说”、“‘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等等。此外，还有人从中国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国际共运的视角分析“文革”发生的背景。不同的诠释，既有官方公布文献档案十分有限而难以还原真相的原因，更有研究者出于相异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学术背景、知识结构乃至生活阅历而各自解读的原因。

国内著名“文革”史专家、《大动乱的年代》作者、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认为，毛发动“文革”，是要惊天动地、改天换地。因为中共八大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前期，毛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对中央一线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他认为中央一线搞了“修正主义”，他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异常激烈的手段、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文化大革命”简史》作者席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和金春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认为，“文革”是在“三个交互作用”下发生的，即“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这三个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紧密结合，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既是这个潮流的带动者，又受着这股潮流的推动，不断走向极端。

从已经发表的著述看，国内多数研究者的分析同上述观点大同小异。而这些看法，差不多是《历史问题决议》结论的延伸和扩展。

国内也有另外的观点。已故王若水先生就不赞同《历史问题决议》的解释，他以为那种解释只是批评毛在认识上陷入了一系列“误区”，而“文革”不是普通的错误，它错得那样荒唐，那样离谱，使人难以理解。绝不能说这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王若水先生说这不是“判断失误”。他认为，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开始，毛想当世界共运的领袖。斯大林逝世后，活着的共产党领袖中，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与毛比。毛具备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条件，只有一点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与苏联相比。因此下了决心，向苏联挑战。但是，“大跃进”失败了，从此毛有块心病——“赫鲁晓夫的阴影”。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要来算这一笔账？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斯大林从神坛跌落下来，同样的命运会不会轮到自己头上呢？中国党内会不会有人学着赫鲁晓夫的榜样？这样的人可能是谁呢？六十年代他看出了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是有不同意见的，从这时起，毛开始想到用林彪换掉刘。所以，支配毛发动“文革”的主要是他的“赫鲁晓夫情结”。

许多人觉得，毛泽东那样好斗，表现了他非常自信，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王认为不完全这样。毛是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结果是很糟的，正因为这样，他才那样害怕批评，那样害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的固执并不是没有看到自己的错误，而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左”的错误，为了证明这些没有错，他发动了“反右倾”；为了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都是正确的，他发动了“文革”；为了防止有人翻“文革”的案，他又发动了“批林批孔”、批《水浒》以及批邓小平。这就是说，为了证明第一个错误不是错误，就去犯第二个错误，又为了证明第二个错误不是错误，而去犯第三个错误。这样，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恶性循环，越搞越乱，终于无法收拾。

现居美国的高文谦先生的看法与王若水先生不谋而合。高认为，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触发了他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与苏联一争高低。毛这种急于事功的乌托邦狂想和闯下大祸后，担心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追究清算他的猜疑妄想，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的灾难之路。

就海外的研究看，不少人把“文革”动因归于权力之争，是围绕毛泽东处理继承人（即接班人）问题而发生和展开的。有的研究者还分析了一九四九年以来毛泽东权威的变化，认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毛的合法性权威得到完全巩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毛的行为在中共高层引起保留意见，但是没有遇到严重挑战，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毛在高级干部中引起重大怀疑，毛的权威真正遇到有限挑战是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

近些年来，海外出现了另外的解说，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两个“文革”的说法。所谓两个“文革”，一个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另一个是底层民众的斗争。前一个“文革”起源于中共高层的权力角逐，主要是毛泽东要利用人民夺回最高权力；后一个“文革”起源于民众同官僚的矛盾，主要是民众利用前一个“文革”来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教授的观点。麦氏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目标是要解决毛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有一个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规划中国未来的一种尝试”。毛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虽然贫穷但却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更加平均的、更少特权、更加集体主义、更少官僚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主要的是因为内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指引着他们奔向真正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所有人像一个人那样工作着。如何实现这个规划呢？麦氏认为，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毛首先要解决谁来接班的问题。在毛看来，假如那些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如国家主席刘少奇）接了班，那么中国就会“改变颜色”。因此，毛不得不清洗中共最高领导层，安排一个他能够绝对信任、会坚持他的路线并继承下去的新的接班人，这个过程，就是“文化大革命”。

我以为，“文革”发生原因的问题，应该从两个层面来梳理。“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因此，直接动因要从毛本身寻找，毛的思想、心态、部署、动作，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这是一个层面，它回答的是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至于社会的、制度的、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意识形态的那些因素，都是透过毛这个因素发生作用的，这是另一个层面，它回答的是毛何以能够发动起来“文革”，这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容忍甚至孕育、催生了“文革”这个“怪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