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九）

十二、“高饶事件”问题

“高饶事件”是中共执政以后党内高层第一次政治斗争，在当时和后来都发生过很大影响。中共中央对此事最早的定性是“高饶反党联盟”，“文革”中毛将这次事件作为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一。八十年代作的《历史问题决议》，“联盟”和“路线斗争”的定性都改了。邓小平也明确说过，高岗没有拿出一条什么路线，确实没有什么路线。但是，反高饶斗争仍然是被肯定的。《历史问题决议》对高饶的定性是“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实际上回到了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结论。

迄今为止，相关文献的公布非常有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有零星披露）。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机构编写出版的毛传、刘传、周传以及薄一波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对此事都有篇幅不小的叙述。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高饶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者一些口述史料，披露了一些过去人们不大了解甚至未曾听说的情况，如张秀山的《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张明远的《我的回忆》，赵家梁的《高岗第一次自杀经过》、《高岗之死》。“二张”当年被列为高的“五虎上将”（张秀山、张明远、马洪、赵德尊、郭峰）成员，赵是高岗当年的秘书。另外，前几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也披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细节，史料价值较高。

学术界对“高饶事件”一直很关注，不时有著述发表或出版，坊间也有出版物流传，其中，前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先生的著述很值得注意。近些年来一个较大的突破，就是不单把“高饶事件”视作一场政治权力斗争，而把它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观照，即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前面说过，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在是否继续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开始搞农业合作化等问题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发生了分歧，毛对刘、周不满。对刘的不满，主要是山西省委报告批语的事情，对周不满主要是新税制和一九五三年周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报告草稿。一九五二年底，政务院提出了一个新税制方案，是中财委的薄一波主持的。当时在税制上出现一些问题，一个是加工定货和经销、代销使得买卖关系减少了，政府的税收收不上来，还有就是私营企业的纳税税率过重，私营企业主有意见。中财委提出的方案把原来流通领域的税加到了工厂，还提出“公私纳税一律平等”。这个税制方案没有经过毛，就在一九五三年年初的《人民日报》公布了。新税制一出台，引起一些地方意见，在具体的税制环节上也有些混乱。毛对此很恼火，认为这件事没经过他，说他知道这件事还是通过报纸。毛一方面严厉批评薄一波，一方面对中央政府机构的领导体制作了重大更动。原来中央人民政府设立党组干事会，周是党组干事会书记，政务院各部、委、署设立分党组干事会，中共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通过党组干事会、党组干事会再通过分党组干事会实施。“新税制”事件，是在政务院也就是周恩来分管的工作范围里发生的，因此，事情牵连到周。毛决定立即撤消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要求政务院各部、委、署的党组分别直接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工作。并且重新分工，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由高岗分管，政法工作由彭真和董必武分管，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分管，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分管，农林、水利由邓子恢分管，文教工作由习仲勋分管，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只管外交工作（包括外贸）。这次体制变更和重新分工，其实是上收权力。恰好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主持起草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政治报告，稿子在叙述建国以来的成就之后，写到：“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加强”。毛删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的说法，几个月后又明确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

毛一方面批刘、周，另一方面对紧跟他的新思路的高岗大加赞赏、重用。据张明远回忆，一九五一年十月，高岗写了东北农业互助合作的报告，毛“非常赞赏”，以后又不止一次批转东北局和高岗的报告，对东北的经验加以宣传。一九五二年年中调高到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指五个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调北京工作，高的任职最为重要）。一九五三年中央重新分工，高分管计划工作，在政务院二十个经济部门中管了八个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一批一褒，一轻一重，研究者认为，反映出来的是毛不再打算实行他本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而要否定刘、周等人继续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主张，将国家发展的轨道扳到他的新思路上来。高岗不过是明显看出了毛的意图才向刘、周发难的，他只是整个“棋局”上的一颗“棋子”。

除了对事件背景的重新审视外，史实方面最令人关注的，就是一些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回忆使一些事实真相浮出水面。一个是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以后召开的东北高干会的情况，那次会议使得批判高岗的政治斗争在东北局无限上纲，抓“高岗亲信”和“以高岗为首的东北小集团”，招致同高有正常工作关系的东北局一些干部无端受到批判和处分；一个是张秀山在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的发言的情况，张本来是不参加这个会议的，也没有准备发言，只是写了书面意见。是毛泽东听说后，支持张去组工会议上发言，刘少奇事先也建议张发言，此事与高岗无关。至于发言本身，既符合组织程序，也没有攻击刘少奇的意思；还有一个是高岗自杀前后的情况。关于高岗之死，过去多有不实传言。高的秘书赵家梁对事情经过作了详尽回忆，文章刊发于《百年潮》二〇〇三年第七期和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

“高饶事件”仍有许多史实不清而令人生疑，比如：

毛泽东既然支持、欣赏高岗，为何后来又要反高？有人说，主要是高同苏联的非正常关系引起毛的警觉。这种说法一来尚无文献档案证实；二来斯大林早在毛第一次访苏时，就告知了毛有关高向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散布中共高层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一事，如果真有警觉，毛为什么还在此后重用高？

高散布刘少奇已不为毛泽东所重视，毛打算让刘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等言论，是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因为毛让高搞政治局虽无从查考，然而刘少奇和周恩来后来的任职，却印证了高的说法）？

财经会议上高发难，毛泽东既未作制止，更无任何谴责。财经会议后，刘少奇约陈云一起到高岗处做自我批评，而高竟未表示任何意见。若无一定的政治压力，刘没必要登门检讨；高岗若不摸底数，又岂敢对刘如此无理。这些与毛当时的政治态度是不是毫无关系？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毛为什么不出席？有研究者认为，本来，毛泽东提出搞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文件时，并未建议召开中央全会。后来毛建议开一次中央全会，又明确交待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这说明，毛对高的基本意图是“保”高过关。同时，毛又要刘也在全会上作检讨，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高攻刘、周，在政治上与毛一致，毛是否要“倒”刘、周，不便妄加猜测，但进行“敲打”则完全是事实。高的行动虽难说有毛直接授意，但是否一点瓜葛也没有？杨尚昆的日记透露，毛在与杨谈话前曾对高岗一事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曾发生错觉？在中共党内的最高层，由谁与高岗“谈论”过“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能使高岗“发生错觉”，因而引发出一场拱倒刘、周的非常行动呢？

由刘少奇主持的七届四中全会的进程，总体上是按毛泽东事先的指示进行的。稍有不同的是：会议开了五天（毛最初指示两天，后改为三四天）；发言者有４４人（毛原意“说话人不要太多”）；对高岗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毛原意不开展批评）。与毛原来指示翻了个儿的是，在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立即分别召开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证有关反对刘、周的活动事实，改变了毛泽东原来不让搞对质，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变，若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刘少奇和周恩来是绝然不会擅自作主的。那末，是什么缘故促使毛泽东改变初衷了呢？

这些（其实还不止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历史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