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二）

二、富田事变和苏区肃反问题

富田事件。一九三〇年九月红一方面军打吉安，破获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一部分材料，其中一部分是AB团档案，牵扯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当时在苏区已经有一些反特、肃托的呼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派政治保卫处的处长李韶九带了一个连的人，到当时江西省行委的所在地富田抓人，让他们交待谁是AB团，手段非常残酷。严刑之下，交待出来一二百人。接着继续抓人，事态越来越扩大，导致红二十军哗变，喊出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他们认为主要就是毛泽东干的，毛是许克祥第二。宣布脱离一方面军。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事变领导人认为他们的这些做法有些过分，所以派段良弼去上海向临时中央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汇报，一方面检讨自己，一方面说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事情的处理上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不相信红一方面军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他们是反革命暴动。苏区中央局的看法和红一方面军不一样， 项英认为这件事情两方面都有错，主张按照党内矛盾处理。段良弼到了上海以后发现有问题，从此消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一个中央代表团去处理这个事情，他们撤消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直接处理富田事变。首先把事变的领导人都逮捕，第一个枪毙的就是刘敌，紧接着就把其余二十多个人都枪毙了。然后把红二十军从前方调到后方，包围了全部排以上的干部七八百人，包括军长全部杀害（只有两个人逃脱。一个是172团副官叫谢象晃，后来当了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八十年代当过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有一个是排长叫刘守英，后来当过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牺牲了）。红二十军番号从此取消。此后就开始在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结果杀了“AB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

最早关注这个历史问题的是江西省委党校教员戴向青教授。“文革”前他在赣南老区搞调查，发现老区人没有不知道AB团的。从一九七九年底开始，他和同事一起到赣南收集材料，走访调查，发现这是一个冤案、错案，并且发表了文章，引起很大反响。此后，关于富田事变的争论得非常激烈，一种观点是维持原案，认定事变是反革命事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完全是个冤案。

八十年代初，戴向青被选为全国党史研究会理事，有机会接近研究会顾问萧克，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萧克指正。萧克赞同戴向青的看法，他当年就在中央苏区，亲身经历过历史，非常清楚这个事情。他认为江西富田事件和苏区肃反的问题必须要澄清。事情终于引起中央最高层的注意，胡耀邦明确说，这个问题该解决了。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央责成当时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和副主任马石江，到湖南、江西调查，专门调查“富田事件”问题。这个工作做了大概有好几个月，整理出AB团和富田事变两个材料，上报中央领导人。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召开中央组织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同意上报材料的观点，认为这桩延误多年的大案应该澄清，并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起草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

一九八八年，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富田事变复核小组，以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为首，又查阅大量材料，把当年段良弼给临时中央的报告都找出来了。这个报告非常关键，叙述了整个“富田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证明段良弼和刘敌等根本不是“AB团”。一九八九年春夏，复核小组将平反文件上报中央。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结果。

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有一个新说法：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这算是某种程度的平反。但是学术界对此并不满足，因为任何一个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都应该有中央的正式文件，而这样的文件因为某些人的干预迄今没有。

三、长征中“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

一九三五年，红一、四方面军长征在懋功会师以后，对两军战略方向出现分歧。张国焘主张向西退却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周恩来、毛泽东主张北上。随后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向北进攻，张国焘勉强同意。八月，红军总部决定将一、四方面军进行混合编队，分成左右两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左路军行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晚上（实际是十日凌晨两点），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右路军中一方面军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突然转移，先行北上，脱开了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领导人是陈昌浩和徐向前）。一、四方面军还差点交火，后来徐向前说了一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才没有打起来。

原因是什么？长期以来的说法是：这天晚上，右路军的作战科长吴黎平，接到了来自张国焘的一封密电，密电劝右路军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南下，“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吴黎平拿到这个电报以后，就给了叶剑英。叶剑英把它抄在了一个烟盒上，然后向毛报告。毛泽东等决定晚上迅速开拔。几十年来都是这个说法。代表性的文章有1979年5月1日吴黎平发表的回忆文章《严峻的时刻》。

国防大学教员王年一教授在研究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档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个长期流行的说法第一次提出质疑。他的理由是：第一，至今没有找不到“武力解决”的密电原文。第二，中央批评张国焘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均无此记载。第三，如果有这样的电文，了解情况的人当会述及，但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刘伯承的《回顾长征》这类著述都没有提到此事。

王年一的文章一发表，引起研究者注意，也引来当事人批评。吴黎平发表文章，仍旧坚持原来的说法。王年一在一九八二年六月的《党史研究资料》再次发表文章，重申自己的质疑。除了原来的理由外，文章还增加了几点理由：一是原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宋侃夫、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均回忆，凡是张国焘发出的电报或收到的电报，无论指定人译成或亲译的，都要经过他们，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所谓“武力解决”的电报。二是毛泽东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时讲的。毛泽东原话是这样说的：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接着毛对叶剑英说，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里毛讲的是叶剑英写了一部著作，与密电问题无关。什么著作呢？后来，国防大学教员朱玉教授、王年一教授发表文章说清楚了。一九五九年中央军委扩大会批判彭德怀，这部著作其实是根据会议精神写的一篇文章，发给高级干部阅读。但是，长期以来以讹传讹。

这个笔墨官司从此打了多年。一九八六年十月，纪念红军长征五十周年，范硕（军科院研究员）发表了文章又谈密电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四方面军老人不满。李先念去见邓小平，谈及此事。邓听说后很不高兴，嘱咐秘书查这是谁写的文章。并说，几十年前的事，公开争论干什么？当时，这个事算是平息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完。

二〇〇三年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和二〇〇四年第一期《中华儿女》，连载范硕的长篇文章《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密》，论证有“武力解决”的电报，引用了大量的回忆录。而且指责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为张国焘翻案。

朱玉、王年一在今年第六期的《西北大学学报》发长篇文章《也谈红军长征中的“密电”问题》，反驳范硕。朱玉、王年一认为指责别人想“翻案”，总得有“案”；如果确有其“案”，肯定会记载在有关的决议或历史文件里。但是，第一，反复查阅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的有关历史档案，始终找不到载有“武力解决”中央字样的电文。第二，从一系列文献中，同样可以断定没有这样的电文。认为有“武力解决”密电的研究者，主要依据是个人回忆，朱、王的文章对这些回忆，特别是对同这个电报直接接触的六人（张国焘、陈昌浩、朱德、徐向前、叶剑英、毛泽东）的回忆，逐一做了分析。比如毛泽东的回忆有两处，一处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清算“国焘路线”时毛泽东的发言，毛说叶剑英将密电偷来给他们看，电文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还有一处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沙同韦国清、丁盛、刘兴元等人的谈话，说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前一个发言说张国焘电文“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意思是张叫部队南下，南下后再“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而不是就地“武力解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与“反右”、“反倾向”、“开展路线斗争”一类的话。都是当时流行的党内斗争的布尔什维克语言，与“肃反”、“武力解决”不是一码事。后一个谈话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性质就变了，变成中央如不同意南下，徐、陈和四方面军就要当地“解决”中央，“俘虏”中央，即是要动武。事实上并非如此，徐、陈既没有动武的任何军事部署，且在中央率军北上出走后，又严令禁止部队追击。可见，后面的谈话，与前者的发言出入甚大，与事实也相去甚远。

所谓“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迄今仍争论不休，成为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共历史和军史研究的一个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