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试论国史上的所谓“盛世”（四）

上引古人的言论表明，唯有容纳和欢迎直言，方能成其为盛世；摧残和压制直言，就不能成其为盛世。其实，不论是言者无罪或有罪，都只能是专制统治者的语言。言论当然有是有非，但应当通过平等讨论，通过实践加以解决。《国语•周语》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古代著名的格言，然而后代的专制统治者，一般并不以周厉王监谤的败亡为戒，其安全感正是建立在“防民之口”的基础上。迷信权力，通过行政权力监控舆论，苛待异论，成为中华古代积久的弊政。当然，监控舆论并非不能取得暂时的效果，就长远而论，却无异于饮鸩止渴。早在延安时代，民主人士黄炎培到那里考察，他向毛泽东提出如何逃脱历代皇朝兴亡的周期律。中国历史上每代皇朝都渴求长治久安，可哪一代又必然逃脱不了“兴亡成败一刹那”的周期律。这又是与专制政体必然摧残和压制直言，“防民之口”密切相关的。

值得注意者，后世人们羡称的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人却未曾自夸为盛世。汉朝文景时代其实是个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积蓄国力的时代。汉文帝时，贾谊形容时政为危局，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直到汉景帝时平七国之乱，汉朝统治方得以稳定。即使是粗线条地观察，汉文帝和汉景帝显然有失政之疵。唐朝与汉朝不同，武德七年（公元624），隋末的大规模战乱方才平息，但唐太宗即位后，很快进入国势鼎盛期。尽管如此，贞观之治仍有明显的休养生息的意味。贞观六年（公元632），魏徵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魏徵此说可能有危言耸听的成分，但也反映了当时关中地区已相当繁庶，而广大关东地区尚未恢复到隋朝全盛期的水平。唐太宗估计时势，也只是说“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魏徵上奏，以“渐不克终”告诫皇帝。贞观末年，宫女充容徐惠上疏谏唐太宗，仍强调“业大者易骄”，“善始者难终”，希望皇帝“守始保末”。由此可见，身处盛世的正人君子，如魏徵等人，甚至如宫女徐惠，他们所关注的，决不是讴歌盛世圣德，取悦于皇帝，而是力图矫治国病民瘼，犯颜直谏。唐太宗君臣身居盛世，而不自诩盛世，这正是他们的高明处。

与前述情况相反，如宋高宗和秦桧杀害岳飞，偷安于半壁残山剩水，穷奢极欲，贪贿成风，迭兴冤狱，倒是自诩为“中兴”和“盛世”。仲并《浮山集》卷2《代人上师垣生辰》赞美秦桧说，“盛世还生瑞世人，东风屈指岁华新”，“平立伊周伯仲间，几岁苦心扶国步”，“不用天河洗甲兵，只凭直道致升平，三王事业贤臣主，一代师儒难弟兄”，“休将前古论今日，万古无人敢抗衡”。周紫芝赋诗称颂说：“拜恩元老重，沛泽万方均。盛世无遗典，中华有圣人。”这只能说明，宋高宗君臣的罪恶统治愈是不得人心，就愈是需要以“中兴”和“盛世”作自欺欺人式的麻醉和掩饰。

清朝皇帝最喜自夸盛世，如《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68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说：“当此太平盛世。”加之《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约有四、五十处提及自己治下是“盛世”。干隆皇帝时所编的《八旬万寿盛典》更有七十余处自命为“盛世”。王春瑜先生认为：“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不过是人造幻景而已。”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在奠定现代中国疆域方面功不可没（今日的中国版图约只及乾隆时的四分之三），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中国与西方列强拉开差距的主要时代，大致有三。一是西方逐渐进入近代民主，逐渐走向以舆论监督权力，而清朝却加强专制政体，厉行历史上最长、最血腥的文字狱。彼此拉开了强盛的民主政体与腐朽的专制政体的差距。二是西方学者的聪明才智用于自然科学，实现了近代科学革命。胡适先生曾惊讶于清代学者的聪明才智反而用于故纸堆，这就是为一些人艳称的乾嘉学派。如宋代欧阳修、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人可称得上是当时世界的文化巨人，而乾嘉学派在经学上有所成就，其代表人物却仅是当时世界上的文化矮子。清代学者株守儒经，仍将儒学视为天下的第一大学问，遂成井蛙观天之势。三是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而中国仍停留在落后农业国的水平。尽管在清朝典籍中，有数不尽的对皇清“盛世”的赞谀，然而经历康、雍、乾三代，中国在国际竞争的败势遂成定局，却并不醒悟，犹夜郎自大。

即使在此所谓盛世，如康熙时的陆陇其《三鱼堂外集》卷4《弭盗》所述：“故前史所载龚遂、虞诩、张纲、李崇之徒，其弭盗之功，非不啧啧人口，然愚尝鄙之，以为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统，海不扬波，可谓治平矣，而江浙之间，政烦赋重，歳书大有而藜藿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为之所乎？”“政烦赋重”又与盛世如何名实相符？至于康、雍、干三代大量的贪腐情况，在此不必缕述。其实，清朝皇帝调集一切舆论手段，自诩盛世，正是对自己统治缺乏信心的表现。否则，他们何以会制造绵延长达一百四十年的文字狱，必定要把舆论揉搓到随心所欲而后快？何以严禁汉人移民关东？无非是准备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要逃回龙兴之地。

中国古代是有隔代修史的惯例，有的或是隔两代以上，但诚如陈四益先生早已指出，并无“盛世修史”的旧规。例如元朝修辽、宋、金三史，就正值败亡的季世。人们对盛世的概念固然也可提出不同的标准，但是，上述的四条标准只怕还是难以推陈出新的。难道贪官污吏多如牛毛，可称盛世？社会犯罪率居高不下，能称盛世？古史的史实证明，巧言令色者之自欺欺人、进谀邀宠，其实完全不足以构建盛世。他们口头和笔下的“盛世”，不过是肥皂泡而已。在现代史学史上固然有如“古史辨”讨论的前辈那样，力图透视迷雾，探求真谛。但也有伪科学，伪者，不求真务实，弄虚作假之谓也。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评法批儒”，本世纪开初之“盛世修史”，都是伪科学的标本。如果说，当年的“评法批儒”，尚有在政治压力下，不得不做违心事的情况。今日之“盛世修史”，则是主动请缨，睁着眼睛说瞎话。居然在2004年的讲课中说什么一千年出一个盛世，按汉代文景之治距离唐贞观之治仅为767年，而讲课的当年却是辽宋澶渊之盟1000年，澶渊之盟后的宋朝算是盛世吗？连起码的、浅显的历史算术都不想弄清楚，就信口乱说，其故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