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姓安居乐业，民安邦固，作为盛世的标尺，也同样是古人的共识。明朝政治家张居正说，“唯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盖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其势然也”。“黎元穷困，赋重差繁，邦本之虞”。《宋书》卷2《武帝纪》引刘裕上表：
“臣闻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境画疆，各安其居，在昔盛世，人无迁业。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汉遂不改，富强兼并，于是为弊。”
《宋朝诸臣奏议》卷100翁彦国《上徽宗乞今后非有大勲业者不赐第》说：
“臣闻蒙赐之家，则必宛转计会，踏逐官屋，以空闲为名，或请酬价，兑买百姓物业，实皆起遣居民。大者亘坊巷，小者不下拆数十家，一时驱廹，扶老携幼，暴露怨咨，殊非盛世所宜有。”
宋徽宗在开封赏赐臣僚第宅，造成大片街区的坊郭户民被强制拆迁，“暴露怨咨”，不能安居乐业，故被翁彦国指为“殊非盛世所宜有”。《元史》卷205《卢世荣传》载，元世祖时，右丞相安童上奏：
“老幼疾病之民，衣食不给，行乞于市，非盛世所宜见。”
《钦定授时通考》卷43引明太祖洪武十八年谕：
“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盛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
《明经世文编》卷127何孟春《省营缮以光治道疏》说：
“国家无事，百三十年于兹，丰亨豫大之运，宜非汉比，而闾阎之下，愁叹之声，窘蹙之态，殊不称于盛世。昔有子有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胡直《卫庐精舍藏稿》卷20《启江陵张相公》说，“比年某再履荆湘之间，有遍邑蒿莽，万亩波漂，孰为吊讯？至如敝乡昔时腴民，十丧八、九。询诸呉会之间，亦莫不然”。“稽之《唐书》，其中叶犹以催科为下。考今盛世乃如此，虽然使今不催科，则国计不充，使仍以催科为课，则民困不知何所终也”。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7《圣明亟垂轸恤疏》说：
“赤子寒无一缕，赤身立骨，辗转于涂泥之中，叫号于风雪之夜，岂盛世光景。”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15说：
“但盛世家给人足，民或无藉于賖贳，不如传言尊者食新，卑者食陈，别其老壮，示孝养之道也。”
以上的言论表明，没有百姓的安居乐业，就说不上是盛世。
三、社会犯罪率高，大抵源自贫富差别悬殊，阶级矛盾尖锐，社会道德下降等诸多复杂因素，是各种因素的复合表征。社会犯罪率之高低，总是与社会的不公正、变态，还有阶级矛盾之尖锐成正比。但社会犯罪率低，则无疑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指针。宋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11《贺刑部断狱表》说：
“民知逺罪，冒犯寖希，吏有奏疑，报论即下，以盛世土疆之广，无攸司简牍之繁，欢心交通，恊气充塞。”
陈造《江湖长翁文集》卷39《停推疏》说：
“凡曰含生，微一夫徽纆之系；庶几盛世，追中古囹圄之空。”
明朝徐光启《农政全书》卷43引焦竑之说：
“今饥馑频仍，羣不逞之徒钩连盘结，此非盛世所宜有也。”
上述言论都表明，如果社会犯罪率高，就“非盛世所宜有”。按《资治通鉴》卷193载，唐贞观四年（公元630）时，“天下大稔”，“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百姓“外户不闭”，即古人所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就是盛世社会犯罪率低的写照。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王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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