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试论国史上的所谓“盛世”

“盛世”乃一古词，如今不知哪位文人匠心独运，古词新用，遂风靡一时。最有资格对“盛世”一词作出权威性诠释者，当然是史学界。然而史学界却又有人高擎出“盛世修史”的大旗，甚至将所谓“宰相监修国史”的古史学糟粕，也当作优秀传统、时新发明，欲今人发扬光大。所谓“宰相监修国史”，其基本点无非是仰承当政者的鼻息，恣意篡改历史。南宋秦桧“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阔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者，殆不可一、二数”。秦桧和养子秦熺等编纂的当代史，“多所舛误”，“凡所纪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这是“宰相监修国史”的一件代表作。再如清朝修《明史》，竟将清朝祖宗曾经臣属于明朝的史实，随意涂抹干净，这又是篡改历史的实例。纵然有苏秦和张仪的诡辩之才，只怕也难于将“宰相监修国史”的古史学糟粕，说成是值得发扬光大的精华吧。

事已至此，“盛世”一词，已不可不辨。古书上使用诸如治世、乱世、盛世、衰世之类词汇颇多。如《吕氏春秋•仲冬纪》说：“忠于治世易，忠于浊世难。”同书《先识览》说：“天下虽有有道之士，国犹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继踵也。士与圣人之所自来，若此其难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虽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则与无贤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也。”《荀子•大略》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这是以古时义利之辨为标准的。《周易•系辞下》则用“衰世”一词。《后汉书》卷82《崔骃传》引其赋说：“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又说：“今宠禄初隆，百僚观行，当尧舜之盛世，处光华之显时。”同书卷110《杜笃传》载杜笃《论都赋》说：“非夫大汉之盛世，藉廱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但对“盛世”一词都无解释。

古人对盛世的内涵没有作出全面的、规范性的诠释，有成百上千的浮词，例如臣僚们自称“叨居盛世”之类，也有许多人的议论，偏重于某些弊病非盛世所当有。如究其规范，盛世大致可有四条标准：一是吏治清明，贪官污吏稀少；二是百姓安居乐业；三是社会犯罪率低；四是容纳和欢迎直言。这四条标准当然是互相关连，互为因果的。

一、在文明社会，即阶级社会中，要贪官污吏完全绝迹，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国古代很少见的盛世中，确是吏治清明，贪官污吏为数甚少。这个简单的道理，古人是早已了解的。马周上奏唐太宗说：“理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唐太宗也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可见贞观盛世亦并非没有贪官，只是为数很少，能及时处置，没有给百姓造成大的祸害，这在古代已是十分不易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宋真宗咸平三年六月孙何奏：

“分百里之封，或目不知书，或心惟黩货，属当盛世，尤宜厘革。”

《历代名臣奏议》卷313南宋晚期高斯得奏：

“君臣之间，相觌以货，相赂以利，此元（桓，盖避宋钦宗名讳而改写）、灵污浊之事，岂盛世所宜有哉？”

明朝《名臣经济录》卷26谢铎《维持风教疏》说：

“近年以来，大开捷径，如纳马纳粟之徒，皆谓其有资国用之缺。殊不知得其利未什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况今日之纳马纳粟，即他日之鬻爵卖官，此等风声，岂盛世所宜有哉？”

《钦定明臣奏议》卷24周怡《劾严嵩疏》说：

“又如樊继祖附势媚灶，恶迹秽状，罄竹难书。筑城之役，与前任霸州兵备副使王凤灵上下通同，烧无数砖，冒破得银巨万，不数月而冒破无存，丧师偾军，仍以为利，此诚盛世之贼！”

清《御览经史讲义》卷28说：

“守令皆贤，则天下咸理矣。盛世不借才而治，天下何患无人，顾用之何如耳。”

以上言论都旨在从反面说明，如果贪浊之风炽盛，就决不可能有所谓盛世。人们常说政通人和，官清民安，贪官污吏甚众，政既不通，又何以得人和，何以得民安？

二、百姓安居乐业，民安邦固，作为盛世的标尺，也同样是古人的共识。明朝政治家张居正说，“唯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盖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其势然也”。“黎元穷困，赋重差繁，邦本之虞”。《宋书》卷2《武帝纪》引刘裕上表：

“臣闻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境画疆，各安其居，在昔盛世，人无迁业。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汉遂不改，富强兼并，于是为弊。”

《宋朝诸臣奏议》卷100翁彦国《上徽宗乞今后非有大勲业者不赐第》说：

“臣闻蒙赐之家，则必宛转计会，踏逐官屋，以空闲为名，或请酬价，兑买百姓物业，实皆起遣居民。大者亘坊巷，小者不下拆数十家，一时驱廹，扶老携幼，暴露怨咨，殊非盛世所宜有。”

宋徽宗在开封赏赐臣僚第宅，造成大片街区的坊郭户民被强制拆迁，“暴露怨咨”，不能安居乐业，故被翁彦国指为“殊非盛世所宜有”。《元史》卷205《卢世荣传》载，元世祖时，右丞相安童上奏：

“老幼疾病之民，衣食不给，行乞于市，非盛世所宜见。”

《钦定授时通考》卷43引明太祖洪武十八年谕：

“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盛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

《明经世文编》卷127何孟春《省营缮以光治道疏》说：

“国家无事，百三十年于兹，丰亨豫大之运，宜非汉比，而闾阎之下，愁叹之声，窘蹙之态，殊不称于盛世。昔有子有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胡直《卫庐精舍藏稿》卷20《启江陵张相公》说，“比年某再履荆湘之间，有遍邑蒿莽，万亩波漂，孰为吊讯？至如敝乡昔时腴民，十丧八、九。询诸呉会之间，亦莫不然”。“稽之《唐书》，其中叶犹以催科为下。考今盛世乃如此，虽然使今不催科，则国计不充，使仍以催科为课，则民困不知何所终也”。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7《圣明亟垂轸恤疏》说：

“赤子寒无一缕，赤身立骨，辗转于涂泥之中，叫号于风雪之夜，岂盛世光景。”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15说：

“但盛世家给人足，民或无藉于賖贳，不如传言尊者食新，卑者食陈，别其老壮，示孝养之道也。”

以上的言论表明，没有百姓的安居乐业，就说不上是盛世。

三、社会犯罪率高，大抵源自贫富差别悬殊，阶级矛盾尖锐，社会道德下降等诸多复杂因素，是各种因素的复合表征。社会犯罪率之高低，总是与社会的不公正、变态，还有阶级矛盾之尖锐成正比。但社会犯罪率低，则无疑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指针。宋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11《贺刑部断狱表》说：

“民知逺罪，冒犯寖希，吏有奏疑，报论即下，以盛世土疆之广，无攸司简牍之繁，欢心交通，恊气充塞。”

陈造《江湖长翁文集》卷39《停推疏》说：

“凡曰含生，微一夫徽纆之系；庶几盛世，追中古囹圄之空。”

明朝徐光启《农政全书》卷43引焦竑之说：

“今饥馑频仍，羣不逞之徒钩连盘结，此非盛世所宜有也。”

上述言论都表明，如果社会犯罪率高，就“非盛世所宜有”。按《资治通鉴》卷193载，唐贞观四年（公元630）时，“天下大稔”，“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百姓“外户不闭”，即古人所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就是盛世社会犯罪率低的写照。

四、在文明社会，即阶级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是无可避免的，问题是如何使之不激化。认真听取揭露社会弊病和矛盾的直言，并努力矫治，是避免矛盾激化的关键。然而在专制时代，往往是不易做到的。各种社会弊病堆积的结果，必然使历朝历代走向灭亡。中国古代向来把容纳和欢迎直言，作为太平盛世的重要标尺。杜甫在经历安史之乱的祸难时，特别追忆大唐太宗时代的辉煌业迹说：“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贞观之治之所以成为古代著名的太平盛世，是与唐太宗能够纳谏从善如流分不开的。或者说，贞观盛世与直言是互为依存的唇齿关系，盛世依赖直言，直言支撑盛世，无直言弊政，盛世就不可能出现。史书记载，唐太宗“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这就不单是容纳和欢迎直言，而是主动地引导直言。魏徵的话经常是相当刺耳的，但唐太宗却把他看成是自己“知得失”的一面镜子。不忌讳横挑鼻子竖挑眼式的苛责，鸭蛋里找骨头式的挑剔，正是社会自信力的表现，统治自信心的表现。反之，害怕直言，又是社会缺乏自信力的表现，统治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在中国古史上，惩创直言，从来是社会走向衰世的表征，是无道暴君的指针。故宋人彭龟年说：“言路通塞，天下治乱系焉。言路通，则虽乱易治也；言路塞，则虽治易乱也。”将“言路通塞”作为天下治乱兴衰的标尺，无疑是深中肯綮的。《三国志》卷53《张纮传》说：

“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徳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闇于治体也。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言善之难也。”

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承明集》卷9《十二月四日》说：

“上下无复以诚相与，而谗谄面谀之风炽矣。帝王盛世则不然，主圣臣直，语皆深切着明，未尝迁就其说。”

“主圣臣直”的典故，是来源于《旧唐书》卷77《柳範传》，吴王李恪“好畋猎，损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弹之”，连带批评唐太宗“畋猎”。唐太宗“大怒，拂衣而入”。后来又单独召见柳範，说：“何得逆折我？”柳範说：“臣闻主圣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尽愚直。”唐太宗“意乃解”。《宋史》卷386《李彦颖传》载他针对宋孝宗的专断，“廷臣多以中批斥去”，上奏说：

“今谮毁潜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测其故，将恐阴邪得伸，善类丧气，非盛世事也。”

《历代名臣奏议》卷308载宋光宗时虞俦上封事说：

“朝士大夫多不敢窃议时政，于心有所不然者，不过相视太息而已，此岂盛世气象耶？”

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44《显谟阁待制致仕赠宣奉大夫陈公墓志铭》载陈岘在宋宁宗时上言：

“中外之臣，佞谀成风，虽居可言之地，且蓄缩不敢尽，皆非盛世事。”

《宋史》卷425《刘应龙传》载，他针对贾似道“当国，百官奏对稍切直者皆黜”而上言：

“正臣夺气，鲠臣吃舌，宜非盛世所有。”

《新安文献志》巻75《宋特进少保观文殿大学士致仕新安郡开国公食邑八千九百户食实封三千三百户赠少师谥文清程公（元凤）家传》载，程元凤在宋理宗淳佑时说：

“公论，国之元气也。元气流畅，则四体康强；元气壅塞，则百骸受病。……夫草茅激烈，犹頼优容，台臣尽言，亦其职分，以言逐人，非盛世所宜有。”

牟巘《陵阳集》巻8《咸淳辛未十二月初一日转对札子》说：

“人臣犯颜逆耳，本为难事，藉令未能施用，柰何更加沮伤，遂使循黙成风，此岂盛世宜有。我朝以言立国，列圣相传，未尝罪一言者。”

《论学绳尺》卷9陈文龙《理本国华如何论》：

“言其可厌乎？厌言非盛世事也。”《元史》卷182《张起巌传》说，“风纪解体，正直结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主张“建台阁，广言路，维持治体”。

明朝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25说：

“孔子曰：‘可以怨。’孟子曰：‘不怨则愈疏。’未尝以怨为非也，惟其怨，所以为温柔敦厚也，而朱子大讥之，是贡谀献媚，唯诺取容，斯谓之忠爱。而厉王之监谤，始皇之设诽谤律，足称盛世之良法矣，有是理乎？”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4引洪熙元年诏：

“古之盛世，恒采民言，用资戒警。今凶险之徒，往往摭拾，诬为诽谤，法吏刻深，锻炼成狱。刑之失中，民则无措，今后但有告诽谤者，一切勿治。”

以“诽谤”为藉口，钳制人口，杜绝鲠论，这在古代是常有的事。“厉王之监谤，始皇之设诽谤律”，就是实例。明洪熙帝能颁发此诏，表明他希望实行较为开明的统治。夏良胜《中庸衍义》卷4说：

“盛世君臣尽言不讳，而交修以道。”

《明穆宗实录》卷40隆庆三年十二月壬寅，《钦定续通典》卷112，舒化等言，“近者以部院政事，属厂、卫严访，百官惴惴，莫知所措”。“今以暗访之权，归诸厂、卫。万一人非正直，事出寃诬，由此以开罗织之门，神陷穽之术，网及忠良，殃贻善类，是非颠倒，陛下将安从乎？且陛下既委之厂、卫，厂、卫必托之番校，此辈贪残，何所不至，人心忧危，众目轻（睚）眦，非盛世所宜有也”。舒化等说，用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来监视官员，干涉政务，“非盛世所宜有也”。《文章辨体彚选》卷118邹元标《乞斥辅臣回籍守制疏》说：

“古先盛世，草茅贱士，农工商贾，皆得竭智尽力。（张）居正在事，大臣持禄不敢言，小臣畏罪不敢言，诚有之矣。折绣槛于彤庭，投忠肝于玉陛，未之见也。间有忧闗国计，虑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谈当世，不先禀命，则有今日陈之，而明日罹罪者矣，岂盛世所宜有哉！”

刘宗周《刘蕺山集》巻4《辞少宰疏》说：

“皇上不能容一狂直词臣，数起重狱，自此中外颇以言为讳，积成暌贰之端，甚非盛世之福。”

范景文《文忠集》巻1《救吏科给事中周朝瑞免降疏》说：

“使下有犯颜敢諌之士，足见盛世之有人。”

《东林列传》卷10《袁继咸传》说：“谏而被刑，非盛世事。”《闽中理学渊源考》卷50《佥事黄未轩先生仲昭》说：“初出草茅，敢言直谏，实盛世事。”

上引古人的言论表明，唯有容纳和欢迎直言，方能成其为盛世；摧残和压制直言，就不能成其为盛世。其实，不论是言者无罪或有罪，都只能是专制统治者的语言。言论当然有是有非，但应当通过平等讨论，通过实践加以解决。《国语•周语》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古代著名的格言，然而后代的专制统治者，一般并不以周厉王监谤的败亡为戒，其安全感正是建立在“防民之口”的基础上。迷信权力，通过行政权力监控舆论，苛待异论，成为中华古代积久的弊政。当然，监控舆论并非不能取得暂时的效果，就长远而论，却无异于饮鸩止渴。早在延安时代，民主人士黄炎培到那里考察，他向毛泽东提出如何逃脱历代皇朝兴亡的周期律。中国历史上每代皇朝都渴求长治久安，可哪一代又必然逃脱不了“兴亡成败一刹那”的周期律。这又是与专制政体必然摧残和压制直言，“防民之口”密切相关的。

值得注意者，后世人们羡称的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人却未曾自夸为盛世。汉朝文景时代其实是个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积蓄国力的时代。汉文帝时，贾谊形容时政为危局，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直到汉景帝时平七国之乱，汉朝统治方得以稳定。即使是粗线条地观察，汉文帝和汉景帝显然有失政之疵。唐朝与汉朝不同，武德七年（公元624），隋末的大规模战乱方才平息，但唐太宗即位后，很快进入国势鼎盛期。尽管如此，贞观之治仍有明显的休养生息的意味。贞观六年（公元632），魏徵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魏徵此说可能有危言耸听的成分，但也反映了当时关中地区已相当繁庶，而广大关东地区尚未恢复到隋朝全盛期的水平。唐太宗估计时势，也只是说“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魏徵上奏，以“渐不克终”告诫皇帝。贞观末年，宫女充容徐惠上疏谏唐太宗，仍强调“业大者易骄”，“善始者难终”，希望皇帝“守始保末”。由此可见，身处盛世的正人君子，如魏徵等人，甚至如宫女徐惠，他们所关注的，决不是讴歌盛世圣德，取悦于皇帝，而是力图矫治国病民瘼，犯颜直谏。唐太宗君臣身居盛世，而不自诩盛世，这正是他们的高明处。

与前述情况相反，如宋高宗和秦桧杀害岳飞，偷安于半壁残山剩水，穷奢极欲，贪贿成风，迭兴冤狱，倒是自诩为“中兴”和“盛世”。仲并《浮山集》卷2《代人上师垣生辰》赞美秦桧说，“盛世还生瑞世人，东风屈指岁华新”，“平立伊周伯仲间，几岁苦心扶国步”，“不用天河洗甲兵，只凭直道致升平，三王事业贤臣主，一代师儒难弟兄”，“休将前古论今日，万古无人敢抗衡”。周紫芝赋诗称颂说：“拜恩元老重，沛泽万方均。盛世无遗典，中华有圣人。”这只能说明，宋高宗君臣的罪恶统治愈是不得人心，就愈是需要以“中兴”和“盛世”作自欺欺人式的麻醉和掩饰。

清朝皇帝最喜自夸盛世，如《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68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说：“当此太平盛世。”加之《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约有四、五十处提及自己治下是“盛世”。干隆皇帝时所编的《八旬万寿盛典》更有七十余处自命为“盛世”。王春瑜先生认为：“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不过是人造幻景而已。”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在奠定现代中国疆域方面功不可没（今日的中国版图约只及乾隆时的四分之三），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中国与西方列强拉开差距的主要时代，大致有三。一是西方逐渐进入近代民主，逐渐走向以舆论监督权力，而清朝却加强专制政体，厉行历史上最长、最血腥的文字狱。彼此拉开了强盛的民主政体与腐朽的专制政体的差距。二是西方学者的聪明才智用于自然科学，实现了近代科学革命。胡适先生曾惊讶于清代学者的聪明才智反而用于故纸堆，这就是为一些人艳称的乾嘉学派。如宋代欧阳修、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人可称得上是当时世界的文化巨人，而乾嘉学派在经学上有所成就，其代表人物却仅是当时世界上的文化矮子。清代学者株守儒经，仍将儒学视为天下的第一大学问，遂成井蛙观天之势。三是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而中国仍停留在落后农业国的水平。尽管在清朝典籍中，有数不尽的对皇清“盛世”的赞谀，然而经历康、雍、乾三代，中国在国际竞争的败势遂成定局，却并不醒悟，犹夜郎自大。

即使在此所谓盛世，如康熙时的陆陇其《三鱼堂外集》卷4《弭盗》所述：“故前史所载龚遂、虞诩、张纲、李崇之徒，其弭盗之功，非不啧啧人口，然愚尝鄙之，以为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统，海不扬波，可谓治平矣，而江浙之间，政烦赋重，歳书大有而藜藿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为之所乎？”“政烦赋重”又与盛世如何名实相符？至于康、雍、干三代大量的贪腐情况，在此不必缕述。其实，清朝皇帝调集一切舆论手段，自诩盛世，正是对自己统治缺乏信心的表现。否则，他们何以会制造绵延长达一百四十年的文字狱，必定要把舆论揉搓到随心所欲而后快？何以严禁汉人移民关东？无非是准备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要逃回龙兴之地。

中国古代是有隔代修史的惯例，有的或是隔两代以上，但诚如陈四益先生早已指出，并无“盛世修史”的旧规。例如元朝修辽、宋、金三史，就正值败亡的季世。人们对盛世的概念固然也可提出不同的标准，但是，上述的四条标准只怕还是难以推陈出新的。难道贪官污吏多如牛毛，可称盛世？社会犯罪率居高不下，能称盛世？古史的史实证明，巧言令色者之自欺欺人、进谀邀宠，其实完全不足以构建盛世。他们口头和笔下的“盛世”，不过是肥皂泡而已。在现代史学史上固然有如“古史辨”讨论的前辈那样，力图透视迷雾，探求真谛。但也有伪科学，伪者，不求真务实，弄虚作假之谓也。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评法批儒”，本世纪开初之“盛世修史”，都是伪科学的标本。如果说，当年的“评法批儒”，尚有在政治压力下，不得不做违心事的情况。今日之“盛世修史”，则是主动请缨，睁着眼睛说瞎话。居然在2004年的讲课中说什么一千年出一个盛世，按汉代文景之治距离唐贞观之治仅为767年，而讲课的当年却是辽宋澶渊之盟1000年，澶渊之盟后的宋朝算是盛世吗？连起码的、浅显的历史算术都不想弄清楚，就信口乱说，其故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