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货殖何罪？（三）

齐地的刀间更是一位知人善任的商业奇才，他专门从奴隶中挑选人才，特别是那些被主人视为桀骜不驯却精明强干的奴隶，都加以收买，并委派他们去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获取利润。有的奴隶善于公关，用赚来的钱购置车马，结交地方官，就更能得到刀间的信用。刀间因而致富，拥有数千万资产。奴隶们在为刀间尽力的同时，自己也成为富人，所以都说“宁爵毋刀”(宁可不改变奴隶身份，不要平民享有的爵位，也不愿离开刀间)。仅从敢于并且善于在奴隶中发掘商业人才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刀间的见识和能力。正因为他能够通过扩大和延伸经营管理的方式，不是把奴隶当作简单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力，而是充分利用他们的智力和能力，才能获得高额收益。尽管他无法改变奴隶们的身份，也剥削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但奴隶们得到了原来根本不敢企望的钱财和地位。

司马迁还给我们提供了几个“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的例子：

农业并不是收益高的行业，但秦扬经营得当，富甲一州。盗墓是不光彩的勾当，田叔却由此起家。赌博是恶业，桓发因而致富。男子汉看不起做行商，雍县人乐成却发了财。贩油脂的人地位低下，而雍伯赚了千金。卖浆是小生意，张氏却获利千万。郅氏靠磨刀这样的薄技而享受豪华的筵席，浊氏干制作胃脯这类小事而拥有高车驷马，张里凭马医的本领而过上王侯般的生活。

和卓氏等人一样，他们“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而是靠自己的能力和“诚壹”(信誉和敬业精神)获得成功。所以太史公将他们称为“贤人”，记录他们的事迹，“令后世得以观择焉”。司马迁对货殖的热情讴歌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反响。就在元狩四年(前一一九年)，汉武帝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对商人实行全面管制和搜括，所谓“算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营业、财产课以高额税收，不主动申报的或申报不实的罚戍边一年，财产没收。又重申商人不得占有土地，违者没收。为了鼓励检举揭发，规定将被检举者所没收财产的一半作为对检举者的奖励，这就是“告缗”。六年，武帝任命杨可主管全国的“告缗”，并将反对此举的右内史(首都特区长官)义纵以“废格沮事”(抵制破坏法令实施)的罪名公开处死。从此，告缗之风遍及全国，到元鼎二年(前一一五年)就取得辉煌战果：由于发动充分，检举揭发者积极性高，使朝廷没收了成亿财物、成万的奴婢；各县没收的田多者数百顷，少者百余顷，住宅以数以百计；中产以上大多破产；而国库却一下子充实了。

元狩五年(前一一八年)，汉武帝下令实行盐铁专卖，各地的盐铁产业由官府经营，私自铸铁、煮盐者处斩左脚趾的刑罚，并没收产品。这一建议是由大司农颜异提出的，而具体操作的是他的下属大农丞东郭咸阳和孔仅、侍中桑弘羊，东郭和孔本人都是大盐铁出身，而桑则是洛阳商人的儿子，让他们来对付商人，可谓“以毒攻毒”，商人们只能乖乖服从。不过那位东郭先生和孔先生大概不会有如此高的觉悟，想来也是迫于形势的选择。

于是东郭和孔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落实措施，设置了数十个专卖机构——盐官和铁官，选用饶有资产又内行的人为主管官员。国家垄断盐铁的结果，是夺取了商人的丰厚利润。

元封元年(前一一○年)，汉武帝又在全国推行均输、平准法，进一步控制流通领域，即在各地设置专职官员，负责收购物资，根据路途远近和运输状况进行调剂，在京师设立“平准”机构，以各地输入的物品及官方制造的产品为本钱，进行交换和买卖，以平抑物价。由于官方行政机构拥有的渠道远比民间商人畅通，资产远比一般商人丰厚，商人自然无法与之竞争，朝廷大获其利，据说百姓的负担也没有增加。不过朝廷的主要财源，显然还是直接从商人和手工业主那里没收来的。

各地的盐铁、均输、平准官十之八九是原来的商人，按理说是驾轻就熟，但一旦成了官员或官商，就出现了新弊病。例如铁官们为了完成生产指标，纷纷生产“大器”，而百姓日常需要的器具却供应不足。偷工减料使产品质量低劣，以致农具“割草不痛”，连草也割不断。本来应该在物价低时收购，贵时抛出，可是官商们常常反其道而行之，目的何在则因史料中未见记载，只能靠猜测了。至于这样的统购统销，官商垄断，私商普遍破产会造成什么社会效果，我们倒是不难想象的。

有的史学家赞扬汉武帝的政策是加强了中央集权，打击了不法商人，抑制了土地兼并。实际上，真正能“专山泽之饶”的不是商人，而是像宠臣邓通(汉文帝赐以铜山铸钱)、吴王刘濞(占有封国中的铜铁矿、盐场)这样的贵族官僚。商人占有的矿山、盐场不是出钱购买的，就是完全靠自己开发的，从来不可能无偿使用。从西汉初就存在的对中央集权的威胁，从来就不是来自商人或手工业者，因为即使只考虑自己的产业，商人们也不会赞成分裂割据。商人中当然会有不法之徒，但全国中等以上的商人个个“不法”，这“不法”的含义就不言自明了。土地兼并也不是商人的专利，贵族、官僚、宦官、豪强地主无不兼并，并且多数是依仗权势掠夺，不像商人那样出钱购买。

使商人热衷于购买土地的主要原因，正是当时的法律和社会习俗对商人的歧视、限制。商人要改变自己低贱的社会地位，唯一的途径就是成为土地的拥有者，由“末业”转入“本业”，如司马迁所谓“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其实，商人以资本购买土地的最大危害，并不在于加剧土地兼并，而是减少了商业资本，影响了商业的发展。直到明清时代，成功的商人也还要把大量资产用于捐官、买地、建住宅、造花园、为子弟求学、养清客、藏书画，或者挥霍浪费，却很少用于扩大投资。

历史的发展是不能假设的，所以没有必要设想，要是司马迁的观点得到社会的认同，两千年来中国的商人和商业会起多么大的作用。倒是要认真思考一下，为什么司马迁的见解不能引起共鸣？为什么两千年前打击商人的运动我们会不感到陌生？货殖何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