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基：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二）

二、乾隆时期的城市人口

（一）山东城市人口等级模式

以一省为区域范围研究城市历史的，当首推许檀近年来的研究。许檀将山东城市分为“最大的城市”、“一般府、州、县城”、“较大的商业城镇”和“中小商业城镇”四个等级，在各类城市中，分别寻找有详细记载的个案，以个别推及整体（许檀，1998:225～244）。这一研究方法，是可信的、实用的。本研究和许檀的研究稍有不同的是，笔者更愿意将一般的府治、县治城市分为不同的两类。这是因为，一般来说，府治城市人口要比县治城市人口为多，它们之间的人口差距反映了不同级别的行政性城市对于周边地区影响力的大小以及相应的经济能力的强弱。另外，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将市镇分为不同的级别，然后根据人口数，将不同的市镇与不同的府、县治城市并成一类，从而构建完整和统一的区域城市人口的等级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就可以进行区域城市人口的推测了。为了与同时期的人口总数进行比较，本文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作为讨论的相对统一的标准时点。

政治与商业中心城市。山东的政治中心是济南。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成书的《历城县志》卷3《里社》详细记载了济南城乡的户口数字。济南城内分为八约，共计57甲600牌，6117户，25946口；近城有东关、南保泉一等14里，68甲612牌，6394户，23178口。许檀将“近城”地名中有“街”、“巷”者当做城关街巷，而称“庄”、“沟”、“营”者则作为“近城之村”处理，不计为城市人口。笔者以为纳入城关的村庄已经属于城市人口的一部分（注：即便根据现代城市人口统计原则，城市居民中也可以含有部分农业人口。只是农业人口应少于非农人口。），此即城市的近郊人口。如此，济南城市人口接近5万。

根据乾隆《济宁州志》卷2及卷4，乾隆后期济宁州城约有人口16万人。据光绪《馆陶县志》卷6《赋役志•户口》中一份“本县贡生邹鲁”的申文披露，康熙初年临清州的城市人口“有十万人户”，即10万人。临清的商业地位超过济宁，估计乾隆后期临清城市人口为20万左右，与明代末年的临清城市人口相同。三大城市人口合计约41万。

府、州治所城市。许檀根据乾隆《泰安县志》卷2《里社》的记载认为，仅泰安西关之外居民就达“数千家”，全城合计当更属可观。因此，她将泰安府城人口定为四五千户，约2万～3万人。在东昌府治聊城的规模与之相当。上引康熙初年馆陶县的一份申文称东昌府城，“其在城与东关，居民不下数万”，虽非严格的户口调查，但却是邻县地方官目击所得。与许檀的估计吻合。泰安府城地近泰山，“泰山香火岁动数十万人，富者居坊肆之奇，贫者有香楮服劳之益，不耕不织待以举火者不下数千百人”（注：乾隆《泰安县志》卷2，《风俗》。）。东昌府城则因地处大运河之滨，四方货物往来，商贾辐辏，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城市规模的发展。

兖州府城因远离交通要道，其人口数量明显少于泰安和聊城。日本学者根据一份清代后期同治、光绪之际滋阳县的一份《户册》研究兖州府城的人口。该户册是一份不完全的记载，共保存了滋阳17条街巷居民的家庭人口和职业状况，共计688户。这688户家庭可能是全城居民的1/4或1/5，滋阳全城人口约为3000户，合计约有15000人。如果回溯至乾隆年间，滋阳县城中的人口可能只有12000人左右。

根据对明代山东府城研究的结果，笔者相信清代乾隆年间的青州府城人口可以达到泰安府城的规模。而根据滋阳城的例子，则可推知曹州、沂州、登州、莱州四府和武定州的府、州治所城市人口平均约为1.2万。全省府、州治城市人口合计为13万左右。

县治城市。据道光《东阿县志》卷2《方域志》，道光年间，泰安府东阿县城城内街巷共有20余条，居于东阿县城关的居民至少有五六百户，或七八百户，与城内居民合计至少当达到1500户，合计东阿县治人口可达7000人左右，回溯至乾隆年间，可能约有6000人。

据道光《商河县志》卷3《课税》，武定府商河县城内及四关厢共有685户，3321口。该县县城居民人口较少与其经济功能不够发达有关。回溯至乾隆年间，商河县城的人口可能仅有3000人。同治《即墨县志》卷5《户口》记载，县城及关厢合计有2078户，人口应超过1万。如果按照3‰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即墨县城约为8000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县治城市。类似的城市可能还有德州、黄县、潍县、博山、胶州等（许檀，1998：第四章）。

如果将山东大县城的规模视与小府府城相同，大约为1.2万人的话，山东普通县城的人口平均规模大约为5000人。乾隆年间山东共辖有107个县城，扣除12个与府城、直隶州城同治的县城，尚余县城95个，其中即墨等大县城约有6个，普通县城为89个。

大市镇。安平镇又名张秋镇，位于兖州府寿张县东部运河边，为东阿、阳谷、泰张三县交界处的重镇，是这一区域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章潢《图书编》卷37称：“四民辐辏，不止万家”。若此语无大的夸张，则明代后期此镇人口可达5万左右。即使有所夸张，其人口总数大概也能达到2万～3万人的规模。设乾隆年间依然如是，其人口规模与聊城、泰安二城相同。青州府安丘县之景芝镇也是一个著名商镇，明代后期，该镇“居民杂三县，盖商薮也”（注：万历《安丘县志》卷5，《建置考》。）；“居民四五千家，壮哉，雄镇也”（注：万历《诸城县志》卷3，《要隘》。），估计居民为2万余人。清代的人口规模如果保持不变，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著名的商镇了。类似的市镇可能还有周村镇。

中等市镇。许檀还列举了鱼台县谷亭镇，“条河两岸千有余家”（注：《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十四册，第307页。）；阳谷县阿城镇，“夹岸而居者千余家”（注：谢肇淛：《北河余纪》卷2。）、济宁州鲁桥镇，“居民稠密，商贾辐辏”，乾隆年间该镇居民至少有600～800户，如果认为外来商贾未计入本地籍，其常住人口可能超过千户。定为平均每镇5000人可能是合适的。

从翰香(1995)的研究给我们以启发。在《嘉庆一统志》的“关隘”中，有关于镇的记载。在冀、鲁、豫三省的记载中，有些市镇有商况繁荣的说明，如“居民繁盛，商贾辐辏”，“水陆要冲，货物云集”等。从翰香认为，此类镇才是“商业性集镇”。山东此类镇有历城盘水镇、冠县清水镇、恩县四女树镇、鱼台县南阳镇和谷亭镇、牟平县汤泉镇。这类镇可以称为中等市镇。《嘉庆一统志》所列与地方志的记载不能完全吻合。从翰香又指出山东东阿县的安平镇、馆陶县的南馆陶镇很早以来就是山东境内重要水路要冲和漕粮兑运处，《嘉庆一统志》没有记载，安平镇为大镇，已如上述，加上阿城镇和鲁桥镇，山东的中等市镇至少有9个，合计应有4.5万人。

小市镇。许檀认为山东各州县这种较小商业市镇数目不一，多者七八个，十余个，少则一两个。这给计算带来了困难。《嘉庆一统志》记载的无商况说明的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小市镇。山东的小市镇共有96个，每县不足1个。这一估计较许檀估计为少，但由于定位于乾隆年间，且其每镇平均必须达到500户，每镇平均2000人，仍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要满足这一人口规模，且其人口的半数从事非农产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此，山东小市镇人口约19.2万。

至此，我们可以对乾隆年间的山东城市人口做一小结，并拟出山东城市的不同级别与人口之间的关系（见表1）。合而计之，乾隆年间山东城市可以按人口分为6个等级，即2000人的小市镇、5000人的普通县城和中等市镇、12000人的小府城和大县城、25000人的大府城和中等市镇、50000人的省会。在省会之上，还有属于全国商业中心的商业城镇。笔者把这一城市人口的等级序列称为清代中期山东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排除全国商业中心不计，上一级城市是下一级城市人口的2～2.5倍。乾隆后期山东城市人口合计约为137万。

山东的小府有曹州府、沂州府和武定州，均系清代新设，其府治人口只相当于一个大县县治的规模。兖州府虽说是一个大府，但其府治人口不多，故推测同样偏僻的莱州、登州两府府治大体如是。虽然并非每省都有大府、小府之分，但许多省有直隶州，直隶州的地位类似山东的小府或大县。虽然并非每省都有属于全国商业中心的商业城镇，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每省的城市按人口规模至少可以分为四级或五级。

乾隆四十一年山东人口总数约为2790.2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