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基：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

对施坚雅研究的评析

施坚雅在《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此文载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新的译文为《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载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第242～300页。比较而言，王旭等的译本优于叶光庭等的译本，故本文转引时以王旭等的译本为主。两个译本有不符之处，笔者依据台湾南天书局1995年出版的英文本直接译出，并加以说明。）一文中，将19世纪中国划分成八大经济区域，并对每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对于施坚雅的分区理论，学界讨论颇多，但对他所采用的历史学方法，则少有人论及。施坚雅确定中心地（即城市）的标准与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国务院划分城镇的标准在原则上是吻合的（注：1955年国务院《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指出：常住人口超过2000人，半数以上的人口为非农业人口。依据此条标准，本文所讨论的城市人口，也包括其中所含的部分农业人口。事实上，由于存在资料上的困难，我们无法区分清代城市中的农业人口数量或提出农业人口确切的比例。）。对于清代中后期的城市来讲，只有2000人以下的小市集或小市镇才不在讨论之列。

施坚雅(1991)对于如何确定城市的人口规模做过详细的说明。笔者曾在另文中评价道：“这一考虑周全的城市人口估测方法应当是无懈可击的，只是至今，我们无缘获读他有关所有城镇人口的考证，也不了解这数千个城镇的名称及资料由来。这就是说，在各种资料中，我们并不清楚究竟哪些聚落被他定为城市，又有哪些不认为是城市。当他的统计与其他学者的统计不一致时，我们很难做出清楚的判别。”（注：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88～589页。）由于施坚雅从未将他的“2500张资料卡片的综合材料档”公布于众，所以，尽管笔者在总体上对施坚雅的观点是肯定的，但仍有所保留。在最近的研究中，笔者发现施坚雅对城市人口估测的方法存在一些问题，使笔者对施坚雅所采用的资料产生了怀疑，并由此对他的中国城市人口体系的研究产生怀疑。其理由如下：

其一，施坚雅的根据之一是城墙的长度与形状。他称：“大多数首府性城市的城墙长度与形状也经过验证。”（注：施坚雅：《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载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5页。）明代的城墙至清代并没有多大变化，但城市人口的居住范围早已越过城墙的约束，大部分居民不是居住于城墙之中，而是居住于城墙之外。根据城墙长度已无法对城市人口进行任何有价值的推测。另外，我们也看不出城墙的形状与城市人口的数量有什么联系。章生道曾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中国若干省会、府城和县城面积进行过实证研究，但没有说明城市面积与人口之间的关系（章生道，2000:98～100）。

其二，施坚雅称：“有800多个城镇的资料取自于东亚同文会编辑的《支那省别全志》，该志是按1915年前后的情况收录的。”（注：王旭等译为“岛本度开所编辑的分省地名词典”；叶光庭等译为“东亚同文会编纂的综合性省地方志”。笔者断定所谓“综合性省地方志”即《支那省别全书》，这是据台湾南天书局出版的英文本第221页译出，并参照原文注10。）已有的研究表明，《支那省别全志》所估计的民国初期的城市人口相当粗略，日本人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仅据时人的估计数推测得出，有些推测大体符合事实，有些推测则与事实相距颇大，更何况对于光绪年间的城市人口的推测了。对于各种来源不同且相差甚大的数据，采用何种标准进行取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规范的做法是，作者不仅要对人口判定标准做原则性的说明，还要举例说明所定原则的具体运用。施坚雅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其三，施坚雅根据城镇的邮政级别和通航及铺设铁路的情况来确定城市的人口规模，只是邮政级别是按1915年为界加以收录的，后者确定的标准时间是1912年前。1895年之后，中国的大门向资本主义列强洞开，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国的城镇体系也发生巨大的变化，邮政、航运及铁路的铺设与城镇体系的变化互为因果。在这种背景下，根据邮政、航运和铁路来确定1893年的城市人口就显得不那么合适。

其四，施坚雅称：“有关1840至1910年间的情况，则参照了较可靠的西方观察家的游记等”。暂且不说这种“游记”准确度如何，仅从数量而言，这些“西方观察家”在这一时期所能观察到的城市必定是少量的，记载下来的就更少。然而，在施坚雅的研究中，1843年的数据和1893年的数据已经构成完整的系列。

或许有人问，根据施坚雅对城市人口判定的标准是否可以复原各类城市的人口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为此，我们不妨看看施坚雅所用的标准。他在文章中写道：“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每一个中心地都根据一些标准进行归类，其中有三个标准需要在此说明一下，即：人口级数、城市行政级别、城市的经济水平，所有的推算都以1893年为准。市镇的人口推算，除了那些最大的城市外，一般都是粗略估算，而不是特定数字。为了简化推算程序，便于计算，我确定的人口级别间隔的尺度是，每一等级的上限为其下限的两倍。同时，为了避免人口等级界限与人口推算时常遇到的整数相重合（10000、20000、25000、50000、100000等），我使用了下列数字系列：1000、2000、4000、8000、16000、32000……”（注：施坚雅：《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载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6页、第81～82页。）。

施坚雅的这种“每一等级的上限为其下限的两倍”的“人口级别间隔的尺度”源自他引用的济弗的观点。“G.K.济弗(G.K.Zipf)曾注意到在城市规模分布中有一套统计规律：如果某一国家或区域的城市按其规模大小排列，那么，第二大城市的人口多半相当于第一大城市的一半，第三大城市的人口可能相当于第一大城市的1/3，余此类推”（注：施坚雅：《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载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6页、第81～82页。）。细心的研究者可以发现，济弗的经验理论与施坚雅的两倍级差间隔理论不完全相同。施坚雅认为第三大城市的人口应当为第一大城市人口的1/4，而济弗认为只有1/3。按照正常的研究程序，在引出济弗的观点后，应该通过中国的实例来对济弗的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然而，施坚雅却将他自己通过设定人口等级所推得的城市人口数（而不是实际的人口数）代入济弗的模型，然后对各区域的城市中心地级别——规模进行讨论和比较。这是一种自我循环式论证。至于施坚雅为了避免整数相重合而使用数字系列：1000、2000、4000、8000、16000、32000等作为各级城市人口规模的约数，则是过于随意了。本文的研究表明，北方各区域不同等级的城市人口规模并不是按照这一规律排列的。另外，施坚雅称他的研究是一种区域性的研究，但其城市人口数量等级却是非区域性的。在一个全国性的城市人口数量等级中寻找区域的差别，在笔者看来，是相互矛盾的，也是不成立的。

对于清代中国城市行政等级的问题，施坚雅在《城市与地方体系的等级结构》一文中，将“在行政等级结构和经济结构中所处不同等级的中心地”划分为中心性大都市、区域性大都市、区域性城市、中等性城市、地方性城市、中心性集镇、中等性集镇和普通性集镇八类。城市的行政等级是比较容易确定的，而城市经济等级的确定却要复杂得多，从原则上说，经济发达城市的人口多，而经济不发达城市的人口少。对于如何确定一个城市的经济等级，施坚雅指出：“在经济等级中，中心地的水平（或级别）划分的依据是城市的功能强弱，诸如处一特定水平（或级别）的中心（即城市）向下一级较低水平的中心提供它们所不具备的货物和服务，同时也提供下一级城市能够得到的某些不太专业化的用品和服务。每个水平上城市所能提供的货物（或服务——笔者按）并非完全一致。”（注：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的等级结构》，载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这一分析相当精彩。换言之，我们通过城市所设商店、手工业作坊的类别和服务业的类别就可以看出这个城市所处的经济等级。但是，施坚雅并没有为读者提供这方面的任何实例。因此，其城市等级划分不可以用来作为人口等级划分的尺度。也就是说，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全国性的与人口等级吻合的城市（中心地）行政或经济等级。正因如此，许多学者在进行实证性的城市研究时，都不以施坚雅的研究作为基础，而只将他的研究作为一种参照。例如，台湾省出版的几种有关区域现代化的研究著作，即是如此。

在施坚雅的数据中，不仅其城市人口数不可靠，而且其据以比较的各区域人口总数也不可靠。施坚雅关于八大区划分的构想虽然很好，但落实在人口数据上，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清代后期官方的户口数据是按照省级政区统计的，如果按施坚雅的大区进行划分，就势必要将户口数据落实到更小一级的政区范围内。清代后期官方的统计数据已不可靠，更何况将其细分至府或县级政区。笔者在《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中，重建了清代五个标准时点的各省分府人口。在此基础上，再以实证性研究来构造区域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以估算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城市人口。

以实证性研究来构造区域城市人口模式的方法与施坚雅研究方法的最大不同，在于这一研究的基点是文献记载的城市人口数据而不是预设的未经检验的模式。我们可以通过资料的分析寻找某一区域城市行政及商业等级与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再通过区域之间的比较性研究，建立不同区域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各区域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不是通过假定来确定的，而是通过实证来求得的。根据各区域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就可以估测区域内的城市人口总数，完成对清代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市人口的估测。本文也不可能是一个精确的定量研究，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这类研究的可能。和施坚雅一样，本文也想通过模型的建立来推求各区域的城市人口，只是模式建立的徐径与施坚雅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