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基：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四）

三、清代后期的城市人口

在乾隆年间北方城市人口的研究中，笔者以许檀的研究为基础，构造了乾隆年间山东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并推广至北方各省。在研究清代末年的华北城市人口时，本应以山东为例，构造清代末年山东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可遗憾的是，有关清代末年山东城市人口的记载甚少，这一构想得不到文献的支持。为了和施坚雅的研究进行比较，笔者也将清代后期的标准时点定于1893年。

（一）直隶

宣化府。乾隆《宣化府志》卷10《乡都•户口》详细记载了各属州县治所城市及乡村的户数、丁数和口数，同治《西宁县新志》卷4《赋役志》、光绪《保安州续志》卷1《户口》和分别记载了清代后期两县分城乡户口数。仅就两个年代的数据比较来说，西宁县城的户数增加了92.4%，人口增加了76.7%；保安州州城户数增加了34.9%，人口增加了83.4%。以年平均增长率计，约为6‰。

据光绪《蔚州志》卷7《赋役志》，从乾隆二十二年至光绪三年（1877年），蔚州“本城”及“关厢”户数增加约5倍，口数增加约7倍。同期蔚州（含蔚县）的户数增加不足1倍，人口增加不足3倍。蔚州城市人口的增长远远超过乡村人口的增长，其原因可能在于清代后期对俄国的贸易，使蔚州城市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此情形犹如张家口之崛起。所以，城市人口增长迅速的蔚州不能作为一般县治城市的代表。

乾隆四十一年宣化府人口为74.6万，1953年为211.9万，177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9‰。从上述各城市的人口增长情况看，在宣化府，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这是中国北方边贸发展的结果，不代表直隶或中国北方城市人口发展的一般水平。

承德府。宣统二年（1910年）《承德县志》第三类《户口志》记载是年承德城市人口约10万。其中客籍和回籍人口总数为39230人，占全城人口的40%。这批商人，可能是在乾隆以后的岁月里，随着中俄贸易的展开而迁入的。作为商业城市的承德，其崛起的原因与张家口相同。

永平府。据民国《临榆县志》卷14《赋役篇•户口》记载，光绪二年（1876年）临榆县有31576户，156971口，县城3133户，19410口。临榆县城户口约占全县户口的10%，是一个较高的比例。这可能是因为临榆地处山海关下，为华北进入东北的重要通道，无论从交通还是从商业方面考虑，临榆的地位都不是其他县治所能比拟的。

光绪《滦州志》卷13《赋役•户口》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滦州城市及近郊户数为921户，口数为6085口，较清代中期的华北县治城市人口的平均数略多。这暗示除了少数商业性城市及交通要道城市之外，直隶地区城市人口的增长相当缓慢。

保定府。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雄县县城“城关六铺”有837户，4535口（注：光绪《雄县乡土志》第六，《户口》。），与乾隆时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光绪七年（1881年）的调查表明，与雄县毗邻的新安县“城关共编户一千五百十八”（注：民国《新安乡土地理•户口》。），推测人口可能为7500人左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望都县乡土图说》在“城垣图说”中称县城仅有“一百三十余家，六百余口”，即使有所低估，也不会太多。望都县城尚不能称为城市。

正定府。光绪二年《赞皇县志》卷7《户口》记载，“在城四街”及“三关”共3179人。是年全县人口较真实人口略有低估，即便如此，县城人口较之乾隆时期，没有明显的增加。

冀州新河县，光绪元年城内并东关、西关和南关的口数为2279（注：民国《新河县志》下编，《社会经济》。）。即使光绪元年的数据有所低估，但低估的幅度不大。由此可见新河县城人口只达到作为一个城市人口的最低值。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介于保定、正定二府之间的定州城有“大街六，关三”，“户八百三十有奇，商民杂处，丁口五千三百三十有奇，流寓寄籍同编于册”。这是一次相当完全的人口调查，作为比普通县城略高一级的州城人口仅5330人，就可反证保定中部普通县治城市人口确实不多，总体水平甚至略低于乾隆时期。

河间府。民国《盐山县新志》卷7引同治《盐山县志》，“在城区（铺）”共402户，“男女大小”2827口。户均7口，令人怀疑这一次调查的准确性。仅就此数字看，盐山县城的人口远未达到县城人口的平均规模。

总之，光绪年间保定、正定、定州、冀州等6个州、县级城市共有23000余人，平均每个县城的人口数不足4000。即使有所漏载，以每县平均人口5000人计，这一人口规模也只达到乾隆年间同等城市的水平。换言之，在未受到新的商业、工业或交通路线影响的地区，城市人口并未随各地人口的增长而增长。

北京和天津。根据韩光辉(1996)的研究，宣统二年北京内外城人口共78.5万人，如将城属人口考虑在内，则与乾隆年间的水平相当。1909年《天津志》记载的天津城市人口为42万人。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工业或商业的强有力的推动，清代中期至清代末年的一般府、县治城市人口未见增长，城市的规模未见扩大。对于市镇而言，如前所述，清代中期直隶的大镇均与运河运输有关。清代后期，运河运输业式微，与此有关的市镇，虽不说随之衰落，发展却是不可能的。

天津和张家口是直隶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两城人口增长合计多达40余万人，如加上宣化和西宁两城，此四城人口增长达到50余万。此外，宣化府属县及承德府城的人口增长也很可观，乾隆后期直隶城市人口约为223万，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长，可能使得至清末可能增加60万人，即为283万。

1910年直隶人口约为3732.8万，回溯至1893年，大约为3396万，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8.3%。这一比例已较乾隆年间的12.5%大大降低。究其因，则在于直隶大多数地区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乡村人口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