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基：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五）

（二）山西

光绪三四年间发生的特大旱灾对山西影响极大，以至于清代末年，不少地区乃至不少城市的人口大大少于清代中期。

在解州的平陆县，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本城4169口。光绪六年（1880年），查本城三坊里十四村共3357口（注：民国《平陆县志》卷4，《户口》。），县城人口减少了20%。在蒲州的虞乡县，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本城四坊”共1834口。“光绪三年大祲后，查明本城四坊户口数”共141户，469口（注：民国《虞乡县志》卷3，《丁赋略》。），减少了75%。蒲州荣河县光绪六年，荣河县本城只剩538户，2477口（注：光绪《荣河县志》卷3，《田赋•户口附》。）。猗氏县（今临猗县）的记载最为详细。灾前县城人口共4695，灾后仅2444人（注：光绪《续猗氏县志》卷上《户口》。），人口损失了48%。在绛州，光绪《直隶绛州志》卷4《户口》称：“今之户口较之道光、咸丰之间，不过十之一二。”卷11《杂志》称：“村庄户绝半，人十毙六七。”本州四坊和三关共计812户，3420口。如以人口损失60%～70%计，灾前绛州州城中的人口大约有5000～6000人。大灾过后的绛州垣曲县，“本城二坊共七百零一户，共二千二百六十五名口”（注：光绪《垣曲县志》卷4，《户口》。），刚够得上城市。

平阳府襄陵县在光绪大灾中人口损失大约1/3。灾后“城关十社”共1611户，5125口（注：民国《襄陵县志》卷3，《赋税丁役略•户口》。）。相对而言，襄陵的人口损失已较平陆、虞乡、荣河等县为轻，县城人口仍有相当规模。吉县的“上坊”只有353户，830口，“下坊”仅存96户，424口（注：光绪《吉县志》卷2，《赋役•户口》。）。从户均口数上讲，“上坊”户均口数太少，如达到“下坊”同样的水平，则县城共有449户，接近2000口。

光绪八年（1882年）潞安府长子县本城户数为1250，口数为8039（注：光绪《长子县志》卷5，《赋役志•户口》。）。这一数据虽无以前时代的数据可资比较，但与上述各县同时代的数据相比，潞安府受光绪大灾影响较轻，人口损失较少，其城市人口仍有较大的规模。

合而计之，光绪大灾之后山西南部九县县城每县平均人口约为3400人，至1893年，此九县县城的平均人口可能会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不可能很大。如蒲州府临晋县，1923年的县城户数仅为406，口数为1580（注：民国《临晋县志》卷1，《区村考》。）。如平阳府曲沃县，1927年也仅仅有818户，3767人。

不仅如此，从光绪三年猗氏县城的人口数中可以看出，就是在大灾之前，山西县城人口也是不多的。另外，大灾前的绛州州城人口可能不足6000人。吉县在光绪大灾中“十分几毙七分之数”（注：冯锡福：《大荒碑》，光绪《吉县志》卷8。），县城人口的损失若与乡村人口相同，则灾前县城人口可达6600人左右，若损失低于乡村人口，以50%计，灾前县城人口则约为4000人。这三县的数据都可以证明乾隆后期以来的百余年间，山西南部县治城市人口如果没有减少，至少也不会增加。由于晋东南地区和北部城市人口有所增长，可以认为乾隆以后至光绪大灾发生前，山西城市人口的增速是缓慢的。光绪大灾中山西城市人口大幅减少，乡村人口也在大幅减少，故其城市人口的水平较之乾隆四十一年，并无太大的变动。

山西的例子再一次证明，在传统社会中，一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城市人口的多少决定的，而是由区域内的人口总数决定的。

（三）陕西和甘肃

在清代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个别县城因各种契机而形成较大的商业中心，其人口也多。如泾阳县城，因皮货业和茶叶转运业的发展，道光年间人口多达数万（注：卢坤：《秦疆治略》。）。就目前所见资料看，陕西其他的县治城市并没有如此多的人口。

如商州所辖之镇安县，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该县“中区”亦即县城仅有547户，2459人（注：光绪《镇安县乡土志》卷5，《户口》。），仅达到城市人口的最低要求。再如西安府之孝义厅，光绪九年该县县城册载人口仅1718人（注：光绪《孝义厅志》卷2，《田赋•户口》。）。如果对漏记的女性人口和未成年人进行修正，再将时间延至1893年，城市人口的数量当有所增加，可能达到作为城市基本标准的2000人。再如洵阳，道光《秦疆治略》说：“道光三年查明男女大小共二十四万三千五百余名口。地因山为城，前临汉江，后环洵河，惟西门外一线石径，城内居民稀少，东门外河街有小贸数十家，农民尽在南北山坡……惟距县一百四十里之蜀河系水陆货物交卸之所，客商辐辏，人烟稠密……”，看来县城居民最多为2000人。镇安、孝义、洵阳地处陕西南部最僻远的山区，其城市人口虽较乾隆时期有所长，但是增幅甚微。陕北地区的县城人口类似陕南。如延安府靖边县，作为县城所在地的镇清镇“并无关厢”，即为以前的一个堡。因此，县城人口确实不多（注：光绪《靖边县志稿》卷1，《户口志》。）。

在陕西中部地区。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扶风乡土志》卷2《户口篇》记载在城男性人口为2358人，女性为1944人，总人口为4302人。县城的户均人口为4.4人，性别比为121。如果将女性人口适当提高，县城人口的总数还可能有所增加。与嘉庆《扶风县志》卷4《赋役》中记载的487户、2055口相比，户数与口数均增加了1倍左右。同治回民战争和光绪大灾对于凤翔府的影响都不很大，人口损失约30%。在此背景下，从乾隆后期至光绪年间，凤翔府的人口还略有增长。城市人口的增长高于乡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考虑到凤翔府所属县城人口较多，陕北县城人口较少，将全省县城平均人口定为2500人，应该是合适的。或有人认为关中地区的县城规模较大，其实不然，在经历了回民战争及光绪大灾的破坏之后，陕西最富裕的关中地区人口损失比例高达64%（曹树基，2001:599～600），较之乾隆年间，县城人口不可能增加。

地处沿边地带的甘肃海城（今海原县）县城本城堡镇，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只有汉民92户，回民369户，合计户数仅有461户（注：光绪《海城县志》卷3，《户口》。），人口大约为2000人。同治年间回民起义造成甘肃人口的严重死亡。直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华亭县城城内及东关三民街人口合计只有624户，2527口（注：民国《华亭县志》卷2，《区村》。）。在固原州，根据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调查，本城汉民仅有785户，南关汉回共475户（注：宣统《新修固原州志》卷2，《地舆志•户口》。），合计州城居民仅有1260户，大约5000人左右。固原州属于甘肃省的大县等级，清代中期的人口当在1万人以上。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称：“固原回叛……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其中包括了来自乡间的避难者。固原城本身一定具有较大的规模，否则一个蕞尔小城，不可能容纳如此多的人口。战后固原只存人口5000，已是十分残破了。

在找不到更多资料的情况下，将光绪末年甘肃县治城市人口定为2000人，大县、州城定为5000，在回民战争中，大多数府城均遭残破，人口大量损失，故府城人口也只能定在5000人左右。

据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75记载，同治初年（1862年），西安城“节署前后左右迤北一带，教门烟户数万家，几居城之半”。如“教门烟户”为2万家，则西安城总户数可能达到6万户，合计人口约30万。如果更多，则可能达到40万。同治乱中，西安城数次被围，却未破，其人口损失可以不计。然而，数万户被称为“教门烟户”的回民却可能因回汉仇杀而逃散。因此，估计1893年的西安城市人口最多达到30万人。同样，甘肃省城兰州在战争中亦得以保全，估计1893年人口约为10万。清代后期陕甘地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人口增长，较之清代中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战争中镇大多被毁，镇人口可以不计。1893年陕西、甘肃两省城市人口分别为53万和27万。同年陕西、甘肃两省城市人口分别为6.6%和4.6%。城市人口比例虽较清代中期有所提高，但在陕西，西安一城占全省城市人口一半以上，在甘肃，城市人口的绝对数量已较清代中期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