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基：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三）

（二）从山东模式到华北模式

当山东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确立之后，就为北方其他地区的城市人口建立一个比较的参照系。即使在样本数量不多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进行城市人口等级数量的研究。

在直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宣化府志》卷10《乡都户口》记载了宣化府属各县治城市及府治城市乾隆中期的人口数。经过对缺载人口的修正，可知府城人口为3.8万余，至乾隆四十一年，如以3‰的年平均增长率计，宣府镇的人口可能达到4万。大的县城如尉州（与蔚县同治）、西宁和保安，其人口规模在1万人左右，至乾隆四十一年，人口规模约在1万～1.5万人，均值为1.25万人，与山东省的小府、大县城的规模相当；小的县城约有3000人左右。合而计之，宣化府辖十州县县治城市平均户数为1242户，平均每户4人，合计人口约5000人，到乾隆四十一年可能更多一些，但总体仍与山东普通县城的平均人口数相当。又据民国《清苑县志》卷2《赋税•户口》所载进行分析，估计乾隆后期直隶首府保定的城市人口约为5万人，符合山东模式中省会城市人口的标准形态。

作为全国性工商业中心城市，天津城的人口与临清、济宁大体相同。道光《津门保甲图说》记载的天津城厢共有居民近20万人（不知是否包括不在册者）。回溯至乾隆年间，在册的天津城市人口至少应有15万人。而据韩光辉(1996)的研究，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北京城市人口已达98.7万。

在山西，据道光《大同县志》卷9《赋役•户口》，知道光年间大同城市人口达到3.5万人，相信乾隆年间城市人口还要少一些，可能在3万人左右。这一人口规模，也符合山东模式中府治城市人口标准形态。关于县城人口，以闻喜、稷山、乡宁、虞乡、平陆和清水河厅六县厅（注：乾隆三十年（1765年）《闻喜县志》卷3，《户口》；同治《稷山县志》卷2，《田赋•户口》；民国《乡宁县志》卷4，《户口谱》；民国《虞乡县志》卷3，《丁赋略》；民国《平陆县志》卷4，《户口》；光绪《清水河厅志》卷14，《户口》。）为例，乾隆后期平均每县县城人口为5400人，与山东模式没有大的偏离。在河南仅得光山县城人口数。民国《光山县志约稿》卷1《地理志•户口》记载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城内东、西、南、北四街及城外南关烟户937户，男妇大小丁口4039，也落在山东模式的数据区间内。据山东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对乾隆时期的三省城市人口（包括市镇人口）进行推测的结果见表2。

乾隆四十一年直隶、山西、河南三省的人口总数分别为1779.9万、1226.2万和2315.0万。三省城市人口比率分别为12.5%、10.3%和4.6%。直隶城市化率远远高于北方各省，是因其境内有北京、天津两大全国性中心城市。境内城市人口的半数属于这两大都会。其次由于商业的缘故，在沿运城市及口外府县治城市里，聚集起较多的人口。山西省的城市人口较多，得益于其小城镇的众多，但其城市人口总数并不超过河南太多。由于山西人口总数较少，故城市人口比例较高。河南城市人口少于山东，但其全省人口总数亦少于山东，故城市化水平大体相当。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中期山东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也就是华北地区城市人口等级模式。

（三）陕甘地区城市人口等级模式

陕西省城西安的两个附郭县分别为长安和咸宁。嘉庆《咸宁县志》卷10《地理志》记其总坊厢户5512，口34002。长安县的情况不详。据乾隆《西安府志》卷13《食货志•户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长安县人口是咸宁县人口的41.8%，依此比例推测，长安县人口中，居住于西安府城者大约为14000余人，西安城市人口合计为48000余人。由于乾隆四十三年咸宁、长安两县人口性别比高达153.1，女性人口明显被低估。按性别比为110修正，西安城的实际人口应为5.5万。此数正合山东模式中省会人口的标准规模。

在陕西，迄今未查获普通府城的户口数据。直隶州的数据见于乾州。乾州从县升为直隶州，始于雍正年间。雍正五年（1727年）《乾州新志》卷3《户口》记载，康熙六十年（1721年）“在城东西街”共计1085户，3255口；又记东乡、南乡、西乡、北乡的总户数为9101户，27241口。康熙六十年“户口”数的真实含义可能为“纳税单位”，而不是真正的“户”和“口”，户均3口，并非真实的户口关系。《秦疆治略》记载道光三年（1823年）乾州本州的口数为156000。以3‰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口数约为13.5万。如果康熙六十年乾州户数为1万人，其口数为5万人，按照康熙六十年数据，乾州在城东西街户数与口数均占本州人口总数的10.7%。依此，乾隆四十一年乾州城市人口可达14000余人，与山东模式中的小府、大县城市人口数接近。事实上，直隶州在行政等级虽与府相同，但所辖较府要小得多，作为“小府”是最合适不过的。乾州城的人口数与其行政等级是匹配的。

县治城市的人口可以耀州为例。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续耀州志》卷4《田赋志•编户》记载，全县共8039户，其中“城中四街”共1685户。城市户占全县户的21%。乾隆《西安府志》卷13记载乾隆四十三年耀州共有58022口。折算成人口计算，从乾隆二十七年至乾隆四十三年，耀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0‰以上。据此知乾隆二十七年数据不可信。以乾隆四十三年数据为准，若其中城市人口占20%，则有人口11000余人。正合山东模式中的大县人口标准。耀州之大，并不在于其人口数多，而在于雍正三年（1725年）曾升为直隶州，直至十年以后，才降为州。雍正三年耀州行政等级的提高与州城人口的众多大有关系。

蓝田县是西安府的普通县。据光绪《蓝田县志》卷6《田赋•民数》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年）城内土著客民合计为3995人。陕南的移民大都是在乾隆末年及嘉庆、道光年间迁入的，蓝田县地处关中平原之南界，陕南山区之北界，移民迁入的时间不会更早。扣除客民不计，乾隆四十一年蓝田县城人口大约只有2000人。在凤翔府，嘉庆《扶风县志》卷4《赋役》记载嘉庆二十二年（1813年）扶风县奉文编查保甲，查明县城土著约2000人，刚刚达到城市人口数的最低限。乾隆年间的人口可能还会更少。在延安府，道光《安定县志》卷4《田赋志•户口》称，县城土著共2900人。安定全县土著并寄籍共17085户，共男女大小85662口，户均人口约为5人。道光年间县城人口仅占全县人口的2.9%。《秦疆治略》记载道光三年安定县口数为85600。由此可见，道光《安定县志》所载户口的年代即为道光三年。这一年的户口数据是大体可靠的。

在兴安府，道光《石泉县志》卷5《户口志》称，在城户1155，男3872名，女1943口。嘉庆中期以后，因山区垦伐过度，陕南山区人口急剧减少。如是，道光《石泉县志》所载实为道光中期或后期的在册人口。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由于移民迁入，兴安府的人口增长非常快。石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3.2%。客民移入城市虽不如移民山区为多，但迁入城市的也有相当数量。即使在扶风县，城市中客户的比例也占全城户数的16.8%。在石泉县，客民占城市人口的半数是没有问题的。若如此，则乾隆四十一年石泉县城的人口仅有2000～3000人。

总之，如果说，在清代中期的陕西，省会和府一级城市人口还符合山东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话，普通县城的人口规模则要比山东少得多。如果考虑到陕南及陕北地区县城人口的稀少，全省县城平均人口可能只有2000人。《嘉庆一统志》中的11个有商况说明的镇仅仅与山东模式中的小镇相当，而陕西的小镇则可以不予考虑。

甘肃原本是陕西省的一部分。清代初年析陕西、陕西行都司地设甘肃省，兰州府城升级成为省会。兰州城的人口不可能达到与西安城相等的规模，可能只与普通府城相当，即2万～3万人。

普通府城可以武威为例，武威县是甘肃凉州府的附郭县，县城即是府城。乾隆十四年（1749年）《武威县志》卷1《户口》称，在城居民户11627，口27537；在野居民户38238，口235823。在城户均口数太少，而在野户均口数太多。综合计之，全县共49865户，263350口，户均5.3口，正合户均人口的标准值。因此，笔者以为这一记载中的错误实为分城、野统计时，将各自户数弄错了，总数却是正确的。至乾隆四十一年，凉州府城人口可达3万，符合山东模式中府城的人口规模。

甘肃平凉府的静宁州也是一个规模可观的城市。乾隆十一年（1746年）《静宁州志》卷3《赋役•户口》记载，“三街”共1666户，共13366口。静宁州城的户口比例过高，很不正常。户数可能沿袭清代前期的“丁”，并未随着户口调查体制的变化而变化，而“口”则已是真实的人口数了。静宁州相当于山东的大县等级，按2.5‰年平均增长率，乾隆四十一年其人口可能增至1.4万，符合山东小府、大县级人口规模。

甘肃庆阳府的合水县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或稍前，“本城东西街、东西关”282户，口数未见记载。这一年全县共有9976户，54861口（注：乾隆《合水县志》卷2，《赋役•户口》。），户口比大体正常。县城的户确实是民户，如此，县城居民仅有千余人。

虽然西北地区的府城、州城与东部接近，那是因为除了行政性城市以外，西北没有纯商业性城市。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商业的功能越强，城市人口也就越多。有意思的是，不仅这一区域商业城市的功能几乎全由行政性城市来承担，而且其商业功能的大小几乎全按城市的行政等级来确定。西北地区的商业网络形成于明清以前的中古时代，明清时代无新的因素的介入，所以没有大的改变，城市的行政等级与商业等级一直是大体吻合的。县级城市在西北地区商业中的地位极低，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造成陕、甘地区县级城市人口规模较小的另一原因，可能在于一些大的州（县级州）级城市行政级别的提高。雍正年间西安府的商州、同州、华州、耀州、乾州、邠州升为直隶州，同州继而升为府；延安府则有鄜州、绥德和葭州升为直隶州；甘肃则有肃州、秦州和阶州升为直隶州。至乾隆四十三年，又分汉中府地设兴安府。如上所述，乾隆年间的乾州州城人口并不少，数量达到1.4万左右。静宁州城的情况也是如此。将所有的直隶州城和州城的人口定为1.2万，而将县治城市平均人口定为2000人，可能是合适的。

《嘉庆一统志》所载甘肃的镇共有76个，有商况说明的只有庆阳府之董志镇，“四达通衢，贸易辐辏之地”。余皆为市集，而不是城镇。

对于西北地区城市人口的研究表明，西北地区的城市依然可划为四级，县城及镇为2000人，州城和直隶州城为12000人，府城为25000人，省城为55000人。与华北相比，有两点较大的不同，一是没有全国性的中心城市，二是县城人口规模极小。由于甘肃系从陕西省析出，兰州府城只能达到陕西的府城规模。这一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与可以命名为陕甘地区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据此推测乾隆时期陕西、甘肃两省的城市人口总数。

陕西、甘肃两省的城市人口大致相同。然而，乾隆四十一年陕西人口为796.5万，甘肃人口为1579.9万，两省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和2.7%。大致相同的城市人口代表相差甚大的城市化水平，这证明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决定区域城市化水平的是行政单位的设置和人口总数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