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建筑：以建筑之名，膜拜权力（三）

但巴西人毕竟是巴西人，他们对一个城市最根本的需求是丰富的街头文化：驳杂的氛围、慵懒的亲昵、不期而遇的快乐巴西利亚则是南美街头文化的一个不折不扣的死角，所有的道路都是行人毫无地位的快车道（有数据显示，巴西利亚是世界上行人被飞车撞死的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所有的街区都长得四四方方、一模一样，连街区中为数不多的超市和小商店都分布在固定的位置。别说小摊、街心广场和流动的卖艺人，就是有门面的咖啡、酒吧和Pub都寥寥无几。一到夜间，所有的街道冷清无人，走在路上不但不会有传说中的艳遇，就是碰上另一个人科动物的几率也非常之小。更令像我这样的异乡人绝望的是，全部的街区和道路不但形状相似，它们连正常的、多多少少带点历史积淀的名字都没有，全是冷冰冰的数字编号，让人恍若置身于计算机游戏。这倒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刚去巴西利亚不久，在还不能完整地说出一句葡萄牙语之前，就能无比熟练地掌握葡萄牙语里各种基数词、序数词的说法。

如果不谈生活的感受，光看由奥斯卡·尼迈耶设计的那些名噪全球的建筑的话，最初肯定会兴奋无比，多么像来到了另一个星球啊：巴西国会大厦，象征着人（Humano）的H形主楼的前面是两个巨大的碗状曲面，向上的碗是众议院，象征民主，向下的碗是参议院，象征集中，而H形主楼中缝的“一线天”恰好可以看见其后的国旗塔，由镌刻着各个联邦州州名的立柱所撑起的全世界最大的一面国旗每到起风时分就会飘在H的空隙中；巴西利亚大天主堂，是由数根纯白的弯曲立柱支撑出的一个标准的皇冠形建筑，立柱之间是大片大片的彩绘玻璃，进入它的道路要经过晦暗的地下，但只要一走进教堂中，任何一个角落都蘸满了耀眼的阳光；巴西外交部伊达马拉奇，一幢纯粹的梦幻之楼，整个大厦的外壳全是玻璃结构，立身于四面湖水之中，又称“水晶宫”，“水晶宫”的正门前有一座由五块石头拼成的变形莲花雕塑，象征着五大洲的团结一心；总统官邸曙光宫，离奇的曲线外饰颇似一条条吊床相连，既可是，如果在这些神奇的建筑之间做日常的穿梭的话，你就会发现几个要命的问题。其一，它太像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描述的反乌托邦之地了。

整个城市的核心地带，也就是飞机形的主城区机身的位置，在庞大而毫无生气的埃斯普拉纳达广场两侧，愣头愣脑地矗立着十几幢外观完全雷同的国家部委大楼，这种对国家权力的呆板、绝望的可视化呈现所唤起的沮丧感、恐慌感要远远大于尊严感。

而整个城市最最关键的部位，也就是机头的位置，则是由总统府、国会、最高法院构成的“三权广场”，周围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从社会卫生学的角度来说“干净”得连个杂货铺都找不到，这无疑是把对最高权力的颂扬和膜拜直接空间化，让它以压倒一切的醒目凌驾于城市其他功能之上；其二，建筑之间的间距过于遥远，加之整个城市又坐落在原本是一片荒芜的热带高原之上，所以如果不是从高处俯瞰而是以正常人身高的视角在城市中任何一处放眼四望的话，都会感觉巴西利亚过于冷漠，甚至会有一些很荒诞的效果——限速100公里的市中心快速道往往和几堆一人来高的新鲜的白蚁窝并置在一起。

据统计，巴西利亚居民患“恐旷症”的比率居全球前列，无处不在的大比例的蓝天在北京可能会是一种奢侈的视觉效果，但在巴西利亚，却对人们构成了日常性的视觉压抑。

经常有学者诟病巴西利亚所谓的“没有贫民窟”是一种人为的、通过规划和设计而实现的社会阶层大清洗，实际上，这笔账并不应该算在一贯关注底层生活、曾经因为左翼情怀获得过前苏联的斯大林和平奖、和古巴共产党领袖卡斯特罗有着漫长友谊，并和委内瑞拉左翼总统查韦斯亦有深交的共产党员设计师奥斯卡·尼迈耶身上。

奥斯卡·尼迈耶有意地把主城区里的居民小区都设计成外观没有任何差别的、由立柱支撑的底层架空的楼房，作为一名资深的巴西共产党员，他坚持认为所有这些居民楼都应该是国有的，国家把它们租给在首都的工作人员，不管是部长还是清洁工，都应该平等地住在这些居民楼里，不能有穷人区、富人区之分。

但事与愿违的是，迁都4年之后，巴西进入了长达20多年的军政府时期，独裁者们摒弃了奥斯卡·尼迈耶的初衷，在巴西利亚市内那个巨大的人工湖帕拉诺阿湖南北分别开辟了南湖区和北湖区两个富豪别墅区，并把30万兴建巴西利亚的底层劳动者全都赶到了数十公里之外破败的卫星城去定居。

去年年底，精力依然旺盛无比的奥斯卡·尼迈耶度过了他的百岁生日。这位“巴西利亚之父”在回顾当年激进的设计初衷的时候依然激动得像个超龄热血青年。

即使在今天看来巴西利亚有着种种弊端，它仍散发着1950年代后期库比切克执政时期的巴西“盛世”辐射出的民族勃兴的余温。那时候的巴西是一个经济腾飞、文化繁荣、言论自由的黄金时代，文学领域的“具体诗歌”（现在的多媒体艺术的前身）、音乐领域的BossaNova、电影领域的“巴西新电影”都出现在这个时期；那时候的巴西人民在激进的工业现代化和激进的文艺现代主义两个维度上同时飞奔，梦想着巴西能够迅速成为一个各种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无论是作为总统的库比切克还是作为设计师的奥斯卡·尼迈耶，都被同一种热情所席卷。

库比切克邀请奥斯卡·尼迈耶全面负责带动中西部内陆的“新都计划”，后者欣然应允，因为这一计划高度符合他的准“恩师”勒·科布西耶在其《灿烂之城》一书中所表达的观念——现有的所有城市都是垃圾，混乱、丑陋、毫无功能性，必须从零开始按照严格的功能规划和非凡的美学诉求缔造全新的城市。

2004年，我曾亲眼见到过奥斯卡·尼迈耶一次。奥斯卡·尼迈耶曾经在我当时执教的巴西利亚大学建筑系任教过，2004年适逢他从业70周年，巴西利亚大学在位于三权广场附近的一个专为他开辟的纪念馆“奥斯卡·尼迈耶空间”举办了一次庆典，里面展出了很多他的设计草图。尼迈耶画设计草图的时候从来都是只画出几根极简主义的曲线，像毕加索的《牛》一样。

但是在图案旁边，他会为每一根曲线写出极为详尽的说明和论证，他经常说，如果一根设计图上的线条不能配上一整段论证的话，这根线条就必须作废。那天，在拥挤的人潮中，我远远地看到奥斯卡·尼迈耶很酷很拽很有杀伤力地走到了话筒前面，朗诵了一首他写的诗。

这首诗我后来找到了原文，大致可以译为：“吸引我的并不是直角。也不是坚硬的、顽固的、人为的直线条。吸引我的是自由、性感的曲线。那是我在祖国的群山中，在河流的蜿蜒流淌里，在大海的波浪顶端，在天空的云彩边沿，在完美的女人的身体上，看见的曲线。曲线构成了全部的宇宙。一个弯曲的、爱因斯坦的宇宙。”

Former Soviet Nations:TheHideAway

前苏联：隐没的历史

撰文/Ellen

2003年，摄影师兼法国著名时装杂志《CitizenK》主编Frederic Chaubin，前往前苏维埃联盟的格鲁吉亚采访该国总统，偶然在一间二手书店找到一本旧书，书中一幢幢造型奇异的建筑，使这位西方记者心头一震。最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在外界一致认为极权封闭的领土上建造的房子，能够在线条与造型上，疯狂到几乎不可思议的地步？书里的建筑，操刀的不是星级建筑师，有些连建筑师的名字也无从考究。

从乌克兰到立陶宛，从白俄罗斯到格鲁吉亚，无论外形，还是内部设计，所有的建筑物均弥漫着一片荒诞而古怪的气息。

这些宛如空降而来的异型建筑，到底是为谁而建，又是为何而建？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里，建筑师为什么拥有这么大的创作自由？他们摇笔杆子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是前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那震撼人心的一幕，还是大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科幻电影《索拉力星》（Solaris）？Chaubin立刻爱上了这种混合着幻想和权力的建筑。它们一方面在造型上非常复古，另一方面在结构上极度超前，既不是俄式新古典主义，也不是现代主义建筑，它们往往建于1970至1980年代，却一直乏人记载。对于这一段短短十年的建筑迷思，Chaubin认为自己有必要记录下来。

之后五年，他带着小徕卡相机，进出这些国家16次，每次经过莫斯科、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共和国，Chaubin便偷偷向人打听，查探类似建筑物的位置。最后，一共60幢前苏联国家的建筑物，成为珍贵的摄影纪实系列，记载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建筑年代。

“每一个当权者，都有不同的审美追求，这种权力意志往往表现在当时的建筑风格上。例如，列宁执政时代，他本人偏爱喜欢前卫风格（Avant Grade），建造了大量造型大胆的建筑。后来斯大林上台，则酷爱新古典主义，自然积极推翻了之前一切风格，并且盖起一幢幢层级式的高楼大厦。”Chaubin在电话里说。

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式建筑毫不陌生，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甚至散布在长安街附近的众多公共建筑，都可以看到不少斯大林式建筑的影响。在上海，也有斯大林当年赠与中国的礼物──中苏友好大厦（现为上海展览中心）。

“说白了，就是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建筑。” (本文来源：《新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