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建筑：以建筑之名，膜拜权力（五）

希特勒的泡沫工程

撰文/赵思奇

“我们的人民必须知道：我们的新建筑是为了巩固我们的新政权！”——希特勒城市中央笔直的光辉大街，长达五英里，比巴黎香榭丽舍大街还要宽一倍；在大街的南端，还矗立着一座凯旋门，高达386英尺，是巴黎拿破伦凯旋门没错。

阿道夫·希特勒广场，这座光辉壮丽的城市，就是纳粹头目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计划中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一座在柏林基础上建设的、最终将拥有1000万人口的“世界之都”．这将会是统治欧洲的首都，甚至是全世界军事力量和工业最密集的地方。

不只是之前提到的这些超越巴黎——一直以来的世界级都会——地标性建筑物，日耳曼尼亚的建筑大都拥有惊人的体量。

元首宫的占地面积将是菲利普二世在马德里北面修建的埃斯科略修道院的7倍，其规模甚至要比传说中的尼禄王金殿至少大一倍。而另外一座以罗马万神殿为模型的圆顶大会堂，高达310多米，直径达260多米，规模相当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7倍、华盛顿国会大厦的32倍，可以容纳的人数达16万人，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会堂。为此施勃利河必须改道，绕圆顶大厦的三面流过，最后流入一个巨大的人工湖和一个倒影池。该项目的基084085础工程于1940年7月破土动工，圆顶大厦计划于1950年4月19日，即希特勒61岁生日的前一天全部竣工。

然而，就像我们所熟知的那样，希特勒统治世界的狂妄野心在1945年被剿灭。他的日耳曼尼亚计划，也在纳粹德国显出颓势的时候就已停滞。盟军在1945年对柏林发起总攻时，更是摧毁了柏林超过90%的建筑物。日耳曼尼亚，成为了一个泡影。

现在，在正于柏林举办的《日耳曼尼亚神话——帝国之都的幻影与遗迹》展中，我们能直观地看到这个并未建成的疯狂都市蓝图。

威力巨大的建筑武器

对于希特勒来说，建筑是一种宣传工具。他在1937年纳粹党纪念日的讲话中这样说：“我们的敌人也许猜到，但我们的人民必须知道：我们的新建筑是为了巩固我们的新政权！”

在“日耳曼尼亚”计划全盘托出前，一系列宏大的建筑已在建设中。那座傲视柏林的巨大圆顶大会堂，早在1925年就有草图。

宏大的建筑既可以激励国民，“消除德意志民族的自卑感”；也可以打击敌人。想象一下，当你穿过空旷的广场，爬上台阶，在两尊赤裸强壮的日耳曼男性青铜雕像和抓着纳粹标志的展翅雄鹰注视下，走进一个又高又窄的入口，进入一个没有窗户的空旷大厅，然后经过一个圆厅，接下来是另一个空旷的、长达450英尺的大理石大厅漫长的走廊尽头，推开一扇高达17英尺的双开门，此次旅程的终点——哦，不，还没有到。这是一个4000平方英尺的巨大空间，从门口走到办公桌前——希特勒坐在那儿——还需要一分钟。

恐惧、崇敬，恐怕是这段旅程给人的最大感受。这便是希特勒的新总理府，能给前来觐见的外国来访者几乎致命的心理打击，让他们无不陷入对新德国权力的敬畏之中。

建设新总理府的目的不仅仅是用来威慑小国元首，它大尺度和背后的神话也是感染德国普通民众的有力武器——希特勒需要人民来顶礼膜拜。

日耳曼尼亚规划中，一系列拥有让人毛骨悚然威力的大体量建筑，从每个细节，都在加强“帝国的尊严”和“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权力通过建筑表达的范例。

御用建筑师施佩尔

尽管希特勒不止一次地想成为一名建筑师，早年曾不断试图进入维也纳艺术学院学习或者建筑学校做建筑学徒，但他显然更想成为“设计第三帝国的首席建筑师”。希特勒的建筑构想，主要由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实现。

阿尔伯特·施佩尔1905年出生在曼海姆的一个建筑世家。1930年12月，施佩尔听了希特勒的演讲后，被纳粹的魔力征服。1931年1月，他决定加入纳粹党。1933年在藤伯尔霍夫机场举行的五月大会上，他设计的会场方案大放异彩，使得他在纳粹建筑师的职业道路上崭露头角。

之后，在希特勒先前器重的建筑师特鲁斯特身体恶化后，施佩尔被指定为执行建筑师来完成重修旧总理府的工程。

1936年，当施佩尔设计的纽伦堡工程以宏大的观礼台和气派的会场布置博得希特勒的欢心，施佩尔便一步登天，成为了帝国建筑总监，享受了比柏林市长还高的工资待遇和众多特权。宏伟的“日耳曼尼亚”也在施佩尔的规划下逐渐成形。短短五年，凭借和希特勒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这位31岁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世界之都”的总设计师。

可惜，盛名之下的施佩尔却没有利用独一无二的资源，使自己成为一个建筑创新者。他只是将建筑变成实现某种意图——不单是诠释纳粹帝国的功能，也扩大了自己的权力——的手段。他只是对希特勒言听计从，阐释希特勒的意愿，建造希特勒的建筑。

那么，希特勒的建筑又是什么？

不过是针对民主、建设纳粹未来的文化武器。是希特勒世界观的现实载体和符号表达。它们代表了希特勒对现代城市中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坚决反对，以及他试图通过国家社会主义的塑造效应，利用集体主义来取代它的决心。(本文来源：《新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