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贺信”由他人代写再经鲁迅过目,纯属子虚乌有
现在发现的《来信》,学术界已公认不可能出自鲁迅手笔,那是否可能别人代写,鲁迅过目呢?也决不可能。
首先,根本不会发生“别人代写,鲁迅过目”的事,试想,在反动派虎视眈眈的统治下,写这么一封信,是可能会遭到杀身之祸的。这是十分机密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为什么鲁迅茅盾不写,却要扩大范围去另找一个人来代写呢?1936年3月,鲁迅没有卧床生病,茅盾没有离沪去外地,更无“别人代写”的道理。
其次,退一步说,即使别人代写了,请鲁迅过目,以鲁迅一贯为人的态度和他与茅盾的关系,也必然要请茅盾过目,岂有既要茅盾署名又不让他过目的道理!再退一步说,或许史沫特莱要此信要得很急,鲁迅过目后必须拿走,那事后鲁迅或史沫特莱总要向茅盾打个招呼,总要向他说一说写了什么内容,而且他们三人是经常见面的,何况史沫特莱和茅盾还可以在电话里用英语交谈,但茅盾从不提史、鲁与他谈此事。
再次,既然有了《来信》,但鲁迅、茅盾都不写,于是有人想出“有人代写,鲁迅过目”这一招。于是就像“拉郎配”似地到处找人,有人就拉来了萧军。说《来信》是由萧军代写的,实在不值一提:难道萧军写信的本领比鲁、茅强?难道史沫特莱特别看中萧军能行?难道萧军平时称“中国苏维埃政府”为“中苏”?难道萧军能看到不少党内文件?难道萧军对各地民众运动和红军动向十分熟悉?萧军“代写”后为什么不告诉茅盾?萧军是1988年去世的,他生前已知道此信是“重大节目”,为什么不说出他“代写”的真相?有那么两三个“研究者”说是萧军“忘记”了,又说是萧军“谦虚”。这哪里是在搞学术研究,简直是在当儿戏!关于萧军不可能代写《来信》,拙著《鲁迅的社会活动》中有较详细分析,在此不赘。总之,“别人代写鲁迅过目”,可以肯定地说,是子虚乌有的事!
一则虚构的革命文献,“代写”者究竟是何方神圣
既然《来信》不是鲁、茅所写,那当然有“代写”者,但他不可能在上海。从《来信》的整体内容来看,我们不难勾勒出这位“代写”同志的轮廓来:(1)他在日常生活中已习惯把“中国苏维埃政府”简称为“中苏”。(2)他熟悉党的各种文件,由于接触文件多了,就对种种文件有种种不规范的叫法,如“快邮代电”之类。(3)熟悉各地民众运动和红军动向。(4)习惯于在文件末尾写上几句“中国红军万岁”等一类口号。(5)所用词汇,细细品味,也和当年上海革命者的用语不同,具有苏区、红军中用语的特点。
那么,代写《来信》的同志,会不会就在瓦窑堡,就在红军中呢?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的脑子霍然开朗了。关于鲁迅茅盾贺红军信的种种疑问都迎刃而解了。
《来信》代写的同志在瓦窑堡,那当然也就不存在“鲁迅过目”的问题。它是在鲁迅、茅盾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的。必须说明的是,鲁、茅联名庆贺红军是大半个世纪以前的历史事件 ,我们是在研究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使我们的认识合乎历史原貌,此外并无别的目的。还必须说明的是,《来信》在总体上说,是合乎鲁迅、茅盾的精神的,是合乎他们俩的思想感情的。东渡黄河出兵东征民族敌人,历史已经证明,是我党成功伟大的战略转移,鲁迅茅盾当然是持赞颂、庆贺的态度的。更必须说明的是,在战争动乱的年代,为鲁、茅“代笔”的行动是革命的。历史已经向我们展示:这封信曾在苏区的党、政、军界和广大的民众中,起到了重大的鼓舞作用。
摘自:《档案春秋》2006年第7期 作者:倪墨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