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济岛战俘暴动（二）

5月1日，我们602“回国支队”的联络人从诊所回来，带给我们从朝鲜劳动党干部那里得到的重要的消息。朝鲜地下党决定扣押美第八军驻巨济岛司令官杜德将军,并利用这次事件让全世界都来关注联合国军在战俘营的暴行。朝鲜党的领导人要求我们协助他们，并组织中国战俘举行抗议集会以及绝食斗争。

5月4日，我们开始大规模的绝食。在602“回国支队”的营地，中国战俘把他们的餐盘、饭碗和勺子挂在铁丝网上。在72号战俘联队，中国战俘把他们的饭菜放在厨房和储藏室里，或扔在联队营地的门口。我们通知72号战俘联队支委会，我们要绝食到杜德愿意见我们为止。

5月6日早上，杜德来到602“回国支队”的营地，随行的还有他的副官和一个连的警卫。这次杜德与中国战俘代表之间不寻常的谈判，在602营地的大门口进行。我们在门里，他们在门外。在大门里面有3个中国谈判的代表，分别是我、孙振冠和张泽石。杜德将军从他的吉普车下来，走向我们，在离我们大概3至4米的大门外停下来。大门仍然是关着的，但是两边都可以透过铁丝网看到对方，听到对方的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杜德。他的穿着看起来很得体、很讲究。他的制服和上面的勋章都很耀眼，配合着他的眼镜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经过朝鲜战俘三天的抗议后，在5月7 日的下午1:30分，杜德终于在一个排的全副武装的警卫保护下，由76号联队的美军总管雷边中校和一名副官陪同，坐着防弹装甲车，来到营地的大门口。这次会面和我们以前的谈判一样，仍然在门口进行。在朝鲜战俘代表阅读了《日内瓦公约》之后，杜德变得不耐烦了。他让副官与朝鲜代表继续谈判，而他自己则掏出剪刀来修剪指甲。他身后的卫兵也开始松懈起来。他们散乱地站在后面，交头接耳。他们当时距离杜德、雷边和副官大约有10多米远。

就在这个时候，一队抬着粪桶的朝鲜战俘来到大门口，像每天一样，等着出门前往海边倒粪便。大门打开了，杜德和雷边让到一边，等着这些抬粪的战俘过去。当抬粪的战俘走出大门，隔开了杜德和他的警卫的时候，几名朝鲜代表突然冲出门口，抓住了杜德和雷边。高大和年轻的雷边紧紧地抓住大门柱，回头呼喊卫兵帮忙。但是反应迟钝的杜德，在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经被四名朝鲜战俘代表抓到了营地里面。大门立即被战俘从里面关上，并上了锁。“快来救我，快来救我！”杜德在营地内拼命地向他的卫兵叫喊。当那些卫兵冲到门口的时候已经迟了。杜德试图挣脱那些朝鲜战俘代表，但是他很快就被一拥而上的更多的朝鲜战俘抓进帐篷里了。

杜德从一个管理战俘的司令，变成一个战俘们的俘虏。这个消息震惊了美国和整个世界。这个事件被称为“杜德事件”，或者“巨济岛事件”。

当天下午，联合国军的坦克、装甲车和大批的海军陆战队，将76联队的营地团团包围。几架直升机也飞到了76联队营地的上空。大概下午3点左右，朝鲜战俘们竖起一个巨幅横标：“我们生俘了杜德准将，待我们和他谈判结束，就安全地交还你们。如果你们胆敢开枪，杜德将军就性命难保！”下午3点30分，杜德将军签署的命令传给了营地外联合国军的指挥官。杜德要求联合国军给他设立一条电话线，可以直接与外面联系。并送进他所需要的一些日常个人用品。他还要求减少包围76联队营地的军队，并邀请其他战俘营的战俘代表到76营地进行谈判。作为中国战俘总委书记，我和其他3个中国代表参加了这次在76营地的谈判会议。

5月7日深夜，在与杜德谈判之前，大概有30个中朝代表在76联队营地会面。这是第一次中朝联合会议。5月8日早上，我们中朝战俘代表团在一个帐篷里面见到了杜德。这个帐篷里布置得像一个法庭。中央的大桌子有5个座位，为中朝战俘代表团团长和其他4名主要代表的席位。面对着代表团，有一张小桌子，后面又一个座位，坐着杜德。中朝战俘代表团由43名来自17个营地的中国和朝鲜战俘代表组成。这些代表团的成员分坐在两边作为的陪审员。

杜德被带进来，他慢慢地走到小桌子前面，坐下。他的眼睛很红，看得出他很累，似乎在营地里无法入睡。他穿了一件脏乱的制服，还少了颗扣子，似乎他在被捕时曾有过一番激烈的挣扎。我们的代表团主席简要地说明了会议的目的，接着宣读了我们的要求。杜德拒绝接受我们的要求。他不相信这样的暴行和杀戮发生在他的管辖之下。我们请出了那些被鞭打受伤的战俘来证明那些战俘守卫们的暴行。医务室的护士带来他们的医疗记录给杜德看，并提供了附加的目睹证词。仓库保管员解释那些韩国士兵是如何将战俘的物资供应卖给黑市。两个女战俘痛诉她们经常被强奸和轮奸的亲身经历。杜德变得不安，而且有时候看上去似乎对一些真情实话有所触动。他只是说，“我不能相信这一切！我不能相信这一切！”

5月9日，我们从杜德的电话中得知，联合国军已经指派查尔斯•科尔逊将军为新任巨济岛战俘营指挥官。我们决定与营地内杜德和营地外的科尔逊同时谈判。通过他们的电话，我得知杜德和科尔逊是在西点军校同班同学。杜德的妻子日夜不停地给科尔逊打电话，求他解救出杜德。后来，她本人又从日本东京飞到了巨济岛。5月9日晚饭后，李学九将军会见了杜德。后来，我也和杜德谈了谈。在此之后，在杜德帐篷内又进行了两个单独的会议。

最后，杜德终于承认了他的罪责。在5月10日的早上，杜德从椅子上站起来，用低沉的声音说：“我对这里发生过的一切负责，我有罪！”在翻译将他的话翻译成中文和朝鲜语之后，李学九将军站起来，重新宣读了我们的要求，杜德同意，并且签署了协议。到中午的时候，在战俘营内的杜德和战俘营外的科尔逊同时签署了两份文件。文件中承认了联合国军在战俘营中强迫战俘进行遣返，违背了和平谈判的准则。联合国军在文件中承诺改进战俘营内的生活条件。5月10晚上，我们释放了杜德。

但是，科尔逊并没有履行他的承诺。他不但没有改进战俘的生活水平，反而对巨济岛的战俘进行了血腥和残酷的镇压。5月11日，他拒绝了中国和朝鲜代表要求回到他们自己营地的要求。我被困在76营地。5月下旬，科尔逊将所有联队重新划分，将几个有几千名战俘的战俘联队，分割成很多只有几百人的小队。他的新政策使我们有组织的抵抗变得很困难，大规模的活动甚至不可能进行。6月初，科尔逊又把602营地的6000中国战俘分割成十个小队。

76号联队的朝鲜战俘反对这种重新分配，并拒绝离开他们的营地。6月10日，科尔逊亲自下令对战俘进行攻击。朝鲜战俘用木棍和藤条与联合国军的坦克、机枪以及超过1000名美国士兵战斗。在两天血战后，大约有500多名朝鲜战俘死伤。大部分帐篷被烧毁。

直到1953年秋天，我和其他18个中国代表一直被监禁在那里。1953年6月，朝鲜停战协议签署。9月5日，我们得知有人来看望我们。当我在接见室看到中国政府代表的时候，眼泪便流下来了。到9月7日为止，7094名中国战俘被遣送回国。与此同时，有超过14000名中国战俘被送去台湾。

（赵佐瑞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军第一八○师五三八团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