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济岛战俘暴动

1951年，韩国巨济岛（Koje－do）战俘营中，被俘的朝鲜人民军在自由女神像前跳“方块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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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1年春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五次战役中，联合国军包围了志愿军第六十军第一八○师。我所在的五三八团接到师部命令，突破北面的敌军防线，为整个师的撤退开辟出一条出路。5月24日晚，我带着一个连，借着夜色突围的时候，被敌人包围了。第三天，我们伤亡很大，弹药也打光了。天黑以前，我受伤后被俘。我后来得知，在我们的掩护下，师部和大部分部队已经撤离。但是，我们师还是有9000名干部和战士被俘。

5月26日，我被押送到水原。在那里已经聚集了大约1000多名志愿军战俘。我说我的名字叫王芳，是一名厨师。联合国军不能确定我们的军衔。因为我们穿的都是同样的军服，而且每个人都剃了光头，更没有标记军衔的军章。后来，我们被用火车押送到釜山，在那里登记。在联合国军登记处工作的朝鲜人都是朝鲜人民军的战俘。他们都能说汉语和朝鲜语，而且都很友好。他们暗示我们，我们有可能被送到台湾去。

6月16日，我们登上了联合国军的登陆船。大概两个小时以后船在釜山附近的一个小岛靠岸了。这里就是巨济岛。

我们从船上下来，径直走向72号战俘联队的营地。一个联合国军的官员问我们，谁是营长？没人回答，“有没有干部？”还是没人回答。6月18日，也就是我们到达那里的两天后，联合国军的审讯官员查出了72号战俘联队中所有志愿军的干部。我们师里的一些人已经叛变了。很明显，这些人已经把一切告诉敌军了。

所有在72号战俘联队的团级和营级的干部，被分配到了干部战俘营。在那里我见到其他一些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干部。 他们告诉我大部分中国战俘关押在71、72和86号战俘联队。很多战俘联队都已经被朝鲜劳动党组织起来，并且准备在9月举行暴动。朝鲜方面希望中国战俘能够组织起来和参加这次斗争。我在听到这些消息以后变得有信心起来。我们要在巨济岛继续我们的抗美援朝斗争，这里是朝鲜战争的第二战场。

6月底，我们离开了干部战俘营，回到了72号战俘联队。但是，这里的情况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所有的中国战俘，包括我们自己部队的人，不想和我或者其他干部交谈。他们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在整个72号战俘联队营地里感到沉重的压力和一种巨大的不安。联合国军的看守们改变了他们的政策，他们利用叛变的中国战俘，挑拨离间，来管理战俘营。

我想说的是，这些叛徒在营地里所使用的手段比那些美国人和韩国人还要狠毒。有了联合国军在背后为他们撑腰，这些叛徒控制着72号战俘联队。他们把72号战俘联队分成6个战俘分队，并由他们管理这些分队。所有的领队们制定了包括禁止战犯之间交谈，开会，以及传纸条等一系列规定。他们从自己人当中选出一些人组成管理战俘的小组，他们使用小刀，铁警戒哨，带刺的鞭子，有刺的铁丝连枷，还有包着皮的铅头棍棒等武器来加强对战俘的控制。如果有人违犯了他们的规矩，这些战俘守卫就会把他们关进一个独立的房间，进行殴打。我们有些人甚至被殴打致死。

在1952年初，战俘团的叛徒领队李大安，要在所有72号战俘联队的战俘身上刺上反共产主义的纹身。一些战俘拒绝纹身。为了杀鸡吓猴，在5000战俘面前，他命令战俘守卫队的队员去惩罚那些不愿意纹身的人。一个叫林学普的战士，始终拒绝纹身。叛徒李大安把林学普拉到台上，一边挥着一把尖刀，一边大声质问道，你到底纹还是不纹？满身是血的林学普慢慢地站起来，大声回答道，不！李大安便一刀砍下了林学普的手臂。林一声惨叫，倒在地上。但是他仍然摇头说不。恼羞成怒的李大安一刀插进了林学普的胸口。在林学普壮烈牺牲前，李大安切开他的胸口，掏出他的心脏。握住流着鲜血而且还跳动着的心脏，李大安对所有战俘叫喊着，如果谁再不愿意纹身，就和他的下场一样！

越来越多的战俘对于那些叛徒的暴行表示愤怒。越来越多的战俘意识到：在战俘和叛国者之间，这是生与死的较量。

为什么在中国战俘中有这么多叛变者呢？首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早期招收一些素质很低的新兵。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同时它也失去了大多数参加过抗战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了达到扩军的目的，一些征兵的干部忽视了应征入伍人员的素质，采取开门的政策，几乎接受所有应征的申请。其次，中国人民解放军里有许多反对共产党的人。例如叛徒李大安，曾经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东北的一个警察，他十分痛恨中国共产党。当国民党在1948年溃败到南方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和他们一起离开。1949年，他被共产党的当地政府招收到卡车运输队，仅仅是因为他懂得如何开车。他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志愿军以后，李大安在1951年跟随他的卡车运输队进入朝鲜。在一次运输途中，李大安驾驶他的卡车穿过前线，进入敌占区，投敌叛变。联合国军让他和其他一些叛徒去管理中国战俘。李已经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叛国者和一个对付志愿军的恶魔。

一天，李大安和其他几个叛徒们来到我的帐篷，用棍子和砖块打我。“你们为什么打我？”我试着反抗，但是我的反抗招来了更多的殴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一个叛徒说道，“因为你们共产党在中国的时候打我。现在我就要报复！”另外一个叫嚣着，“你们共产党夺走了我的土地，杀死了我的父亲。我今天要你血债血偿！”当时我被打得快要窒息了，李大安却在笑着看着我。

战俘营另外一个的问题是来自于共产党部队和前国民党部队的矛盾。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解放”了大批国民党部队的军人。这些前国民党部队投降后，加入了人民解放军。魏四喜，72号战俘联队的叛徒领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在北京解放后，被整编入人民解放军。但是，他始终保留着他的国民党证和国民党部队的军官证。进入朝鲜后，他用自己的国民党的证件投向了敌人。

1951年6月，和平谈判在朝鲜开始之后，中朝代表团要求把所有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战俘遣送回国，联合国军代表坚持在自愿和自发的基础上遣返。这就意味着战俘可以返回中国大陆，也可以加入台湾的国民党政府。

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去台湾，我们要带领所有的战俘一起回到中国。

1952年4月，经过仔细的准备和讨论，“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正式在72号战俘联队成立，我被选为总委会的书记。4月8日，联合国军在72号战俘联队开始了所谓的自愿遣返。联合国军和叛徒们一个接着一个的“甄别”那些想被遣返到中国的战俘。为了反抗联合国军的镇压和叛徒的暴行，“共产主义团结总委会”组织了“回国支队”，第602联队。联合国军虽然同意为遣返回国的战俘建立新的营地:“回国支队”,但是在战俘搬进602营地之前，他们要经历严刑拷打，甚至死亡的考验。

当轮到我进行“甄别”的时候，我告诉那些叛徒和联合国军的官员：我希望到602营地，我希望回到中国。这些叛徒们对我毒打了一顿。经过这些之后，他们看我不改变我的决定，又把我带回我原来的房间。几天后，他们又做同样的“甄别”。我不断地告诉他们，我不想去台湾，我想回中国。最后，他们终于放弃了，让我到602营地，“回国支队”的营地。在巨济岛战俘营的20000多名中国志愿军的战俘中，只有6000人通过了对他们的“甄别”，搬到了602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