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季及1959年10月中苏领导人发生争吵以后，大多数干部都已经知道中苏关系出现了麻烦，苏联在搞修正主义。特别是听说毛主席讲了“我们上山打游击”的话，不少基层工作人员以为问题严重，思想和情绪受到很大影响。过去对苏联专家的建议有不同意见，都是协商解决，现在则有人认定是专家有意捣乱，是赫鲁晓夫让专家们在中国做自己的试验。海军航空兵一位搞机场建筑的苏联专家在修建机场时，提出的跑道坡度超出了常规标准，中方认为这样可能造成事故，双方发生争执。一位中方干部在情急时竟说：“我们请专家来不是搞破坏的，中国不是你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由于相互之间的信任不存在了，有的部门甚至在电话总机处安装了接听设备，监听苏联专家与国内的长途电话。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也可以相信有的苏联专家所说其信件被拆阅的事情。尽管这些情况并非普遍存在，也不是政府行为，但毕竟会伤害苏联专家的感情，使他们感到在中国的工作环境已经恶化。
如果对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环境进行整体评价，那么接受凯佩尔教授采访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在实际工作中两国关系是真诚的”，他们“对中国人的工作感到满意”，也欣赏中华民族的质朴风格，只是对中国人与专家私下接触受到严格限制的现象感到不解。而笔者采访的所有中方人员也都认为，与苏联专家的工作关系是令人感动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列举苏联专家撤离时的情形对此加以说明。大连造船厂的专家撤退前，没有按照苏联政府要求的将全部图纸和资料带走，而是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的所有图纸和资料都交给中国技术人员，让他们尽量抄写和记录，说能留多少就留多少，能记多少就记多少，他们不想就这样把图纸、资料带走。在包头202厂负责培训核材料生产人员的有30多位苏联专家，他们听到撤离的消息后，很多人向中国技术人员表示，中国需要了解的东西，他们知道什么就告诉什么，能留下多少，就留下多少，绝不保留，他们把这种作法叫“挤牛奶”。在海军工作的许多专家临走前表示了依依惜别之情，一位曾得过列宁奖章的苏联战斗英雄还流下了眼泪，甚至有人到了火车站还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中国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资料。这种情况之普遍，以致国务院专门为此发出通知，对于主动提供技术资料，甚至亲自动手帮助抄录资料的苏联专家，“必须尽一切可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造成对他们返国后的不利情况”。《通知》要求：一、各单位不要向专家索取原来属于专家所有的技术资料、工作笔记和教材等，除非专家主动借给或送给。二、对于向专家借来的资料进行抄录或派照时，应严格保密，注意务使资料保持原状，必须选择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员去做，并禁止在专家招待所内进行。三、所借资料一定要将原件按时归还，不可拖延时日，以便保护专家。四、切忌对个别专家表示出过分的热情，凡需要避嫌的地方，都不要勉强行事，以免引起不良后果。
上述如此动人的情节，不仅表明苏联专家对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环境是满意的，而且从一个角度说明，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至少在当时还没有对中苏人民之间的感情造成严重影响。
摘自：《苏联专家在中国》 沈志华著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原题: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生活及工作条件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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