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 樊树志/著 中华书局 授权网易，请勿转载。
（原标题：“倭寇王”王直）
谈到明代嘉清年间东南沿海的“倭寇”，首当其冲的代表人物就是王直，这个被称为“倭寇王”的人物，其实是一个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徽州商人。他本姓汪，因为在海上搞走私贸易风险大，为了避免连累家属，隐去真姓，改名为王直。这是一个值得细细研究的人物，由此可以探索所谓“倭寇”问题的真相。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葡萄牙占据澳门以前的诸问题》中，依据《日本一鉴》及其他相关资料，首次指出徽州商人从事海上贸易的史实。徽商研究的奠基人——日本学者藤井宏，在他的成名作《新安商人的研究》中，在藤田丰八的基础上，广泛收集资料，勾画出更为清晰的线索：嘉靖十九年（1540年），徽商许一（松）、许二（楠）、许三（栋）、许四（梓）在浙江沿海进行走私贸易，此时的王直还只是许氏兄弟的僚属。《筹海图编》谈到许栋时写道：“其党有王直、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等，出没诸番，分迹剽掠，而海上始多事。”《日本一鉴》的“海市条”指出，嘉靖二十二年，许氏兄弟与葡萄牙商人在浙江沿海的双屿港贸易，其伙伴王直于嘉靖二十四年前往日本，劝诱博多的日本商人前来双屿港贸易。由于这种贸易违反了明朝的朝贡贸易体制，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发兵袭击双屿港，捣毁了这个走私贸易基地，生擒了武装走私集团首领李光头、许栋，王直收拾残部，把走私贸易基地移到定海县以西八十里的海岛金塘山的烈港（沥港）。此后，东南沿海始终是王直武装走私集团的独占舞台。他凭借闽粤海商的势力，称雄浙江沿海。遭到官军打击后，他又在日本平户建立根据地，建都称王（先称净海王，后称徽王），控制了中日贸易，把徽州海商的海外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
藤并宏这种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为理解王直与“倭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令人的是，这一研究成果很少被中国学者关注，迟至三十年后才在中国学者中激起反响。徽商研究的后起之秀唐力行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发表《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从徽州海商的角度来考察“倭寇”，反过来考察日后成为“倭寇”首领的徽州海商，指出：“为了对抗明王朝的武力镇压和扩大贸易，海商们渐次组合成武装集团……这些船头又在竞争兼并中聚合成几个大的武装海商集团。其中，较有名的以徽州海商为首领的有许氏海商集团、汪直海商集团和徐海海商集团。”这里，他把王直写作汪直，这是他的一大贡献。他认为，《明史》中把王直改成汪直，很有必要。因为王直本姓汪，从事海上走私，风险大，为家属安全计，隐瞒真姓（汪）。《明史》有汪直传，以前多以为有误，其实王直本来就姓汪，而且汪氏是徽州的大姓，在浙江的杭州、绍兴经商的尤为众多。横行东南沿海。几十年的“倭寇”首领许氏兄弟、汪直（王直）、徐海等，莫不是徽州海商。
由此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嘉靖年间的“倭寇”真相究竟如何？
20世界90年代出版的被称颂为“里程碑”式的权威著作《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倭寇”条说：倭寇是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这个结论是很成问题的。也难怪这个条目的撰写者，它其实是以往历史学界流行的观点。但是这种历史认识已经远远落后于史学自身的发展了。
20世界80年代以来，史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对“倭寇”重新加以检讨，从历史事实出发，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与“倭寇”》认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戴裔煊《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认为，倭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入侵。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说得更加彻底：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视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的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的大多数却是王直集团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以上新论或许有待完善，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毫无疑问更加接近历史真实。
在这方面，海峡彼岸的学者领先了一步。早在1965年陈文石发表了《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从沿海走私贸易的角度去透视“倭寇”，结论是：嘉靖年间的倭患是明代海禁政策造成的后果。他的研究思路，被林丽月所发挥，写出了《闽南士绅与嘉靖年间的海商走私贸易》，着力论证闽南士绅投身海上走私贸易，难免有蔑视朝廷法令与地方官之嫌，但就促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应不无正面意义。
众所周知，“倭寇”问题涉及日本，日本学者作了大量研究。但是，以往中国学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关注。只要稍加留意便可发现，日本学者以他们特有的实证风格，揭示出与上述中国学者大体相同的见解。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中，谈到“后期倭寇”时，强调指出以下两点：一是后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二是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废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倭寇问题专家田中健夫曾写过《倭寇》、《倭寇与勘合贸易》等专著，《日本史大事典》的“倭寇”条即出于他的手笔。他认为，由于时代和地域不同，“倭寇”的意味和内容是多样的，不要把“倭寇”当作连续的历史事象去看待。具体到嘉靖年间中国沿海的“倭寇”，他强调，日本人参加的数量是很少的，大部分是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等。
如果平心静气把上述论断与《中国历史大辞典》“倭寇”条加以比较，那么其间的是非明的，所谓倭寇即“明时骚扰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云云，是值得商榷的。
明朝建立以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了官方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以外，其人贸易一概禁止。开国皇帝朱元璋定下来的规矩：“申禁人民无得出海与外国互市”，成为历代皇帝必须遵守的“祖训”。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国家纷纷东来，海外贸易的需求迅猛增长，海禁政策愈来愈不合时宜。在近邻日本方面，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也发生了新的矛盾。嘉靖二年（1523年）的“争贡”事件，使这种矛盾尖锐化。所谓“争贡”事件，是嘉靖二年日本大内氏贡使与细川氏贡使为了争夺朝贡贸易的特权，在宁波港发生械斗。明朝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市舶司（主管外贸的机构），中止日本与中国的朝贡贸易。正常的官方贸易断绝，民间走私贸易便取而代之。沿海的走私贸易商人向日本商人提供棉布、生丝、丝织品、陶瓷、铁锅、水银、药材、书籍等中国商品。海禁愈严，价格愈贵，获利愈厚，铤而走险者愈多。《筹海图编》卷二倭国事略记载当时运往日本的中国商品的情况，非常有意思，故引录于下：
丝：所以为织绢纻之用也。盖彼国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宴享，必自织而后用之。中国绢纻，但充里而已。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百斤值银五十两，取去者其价十倍。
丝绵：髡首裸裎，非此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暖。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至二百两。
布：用为常服，无棉花故也。
绵绸：染彼国花样，作正服之用。
锦绣：优人戏剧用，衣服不用。
红线：编之以绣盔甲，以束腰腹，以为刀带、书带、画带之用。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七十两。
水银：镀铜器之用，其价十倍中国。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三百两。
针：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舶而止通贡进，每一针价银七分。
铁锅：彼国虽自有而不大，大者至为难得，每一锅价银一两。
瓷器：择花样而用之。
古文钱：倭不自铸，但用中国古钱而已。每一千文价银四两，若福建私新钱，每千文价银一两二钱。
药材：诸味俱有，惟无川芎，常价一百斤价银六十七两。其次则甘草，每百斤二十金（银二十两）以为常。
你看，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如此巨大的利润，对商人的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想禁是禁不住的。
王直在沿海活动的最后目的，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这八个字的含义十分清楚，要求政府放弃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走私贸易合法化。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要求是合理的。随着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的东来，已经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漩涡之中，海禁政策与此格格不入，朝贡贸易又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增长速度。王直虽然带有谋求私利的动机，但是他对于国际贸易形势的判断比那些保守的官僚更胜一筹。
王直在接受朝廷招抚后所写的《自明疏》是一篇有价值的史料。他首先说明：“窃臣（王）直觅利商海，卖货浙（江）、福（建），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屡立微功，蒙蔽不能上达，反罹籍没家产，臣心实有不甘。”接着他向朝廷报告日本的情况；“日本虽统
王直的建议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是政府方面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上答应“姑容互市”，要他“悔罪自赎”，当他几次协助官军擒拿海盗后，政府方面却背信食言，派参将俞大猷、汤克宽统兵前往烈港袭击王直。王直从此怨恨政府之失信，且藐视官军之无能，决计报复，摆出一副与朝廷势不两立的架势，僭号称王。他身穿绯袍，腰佩玉带：随从为他打着金顶五檐黄伞，手下头目都用大帽袍带、银顶银伞；五十名侍卫都用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在定海操江亭称“净海王”。以后又建造巨舰，长约一百二十步，可容纳二千人，甲板上可以驰马往来。以后又到日本萨摩洲的松浦津，自称“徽王”；不时派兵前往沿海骚扰劫掠，成为沿海数省的心腹大患。
地方官知道这是他们自己“以贼攻贼”策略招来的大祸，但不敢实事求是上报，竟然谎称“倭寇”来犯，蒙骗朝廷，以便推卸自己的职责。而王直为了日后能够推脱责任，每次骚扰劫掠沿海地方之后，就放出风声：这是“岛夷”（倭寇）所为。于是上下掩饰，祸乱愈演愈烈，真相愈来愈混乱。
到了真相——所谓“倭寇”其实是王直所部——逐渐明朗后，朝廷任命兵部尚书张经为总督，率领四方精兵协力进剿。但是，官军毫无士气，一触即溃，朝野上下一筹莫展，不得不乞求招抚，宣布：如有能擒斩首恶王直者，授予世袭指挥佥事：如王直等悔罪率众来降，亦授予世袭指挥佥事。有的官员表示坚决反对，以为这种“以赏劝恶”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去了一个王直，会产生另外的“王直”。后来改为一面围剿，一面宣布愿意投降的胁从者可以不杀，但首恶不赦。议来议去，议而不决，“剿”与“抚”两方面都没有起色。
嘉靖三十四年权奸严嵩的亲信、工部侍郎赵文华以奉命祭海神的名义前往江南视察“贼情”，精通权术的浙江巡按胡宗宪与他勾结，排斥和赵文华有矛盾的总督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由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抚。这种权力的改组，并没有改变形势，官军依然屡战屡败。赵文华与胡宗宪恐怕遭来政治麻烦，秘密议定招抚王直。于是派遣辩士蒋洲、陈可愿，以及先前与王直友善者多人，出海招抚王直。与此同时胡宗宪大搞心理战术，派人把关入金华监狱的王直母亲、妻子接来杭州，好生款待。过了几天后，要王直母亲写信劝王直归降，信中写道：朝廷愿意宽宥你的前罪，愿意放宽海禁，允许日本互市，今派遣蒋洲等人带信前来说明。
嘉靖三十四年八月，招降的一行人等从定海出发，十一月抵达日本五岛，与王直会晤。蒋洲等向他表示胡宗宪的慰劳之意，并说胡宗宪是你的同乡，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愿意宽宥前罪，保全骨肉，而且允许通市谋利。次年四月，王直派他的养子毛海峰护送招降队伍归国，试探虚实；而把蒋洲留下，作为人质。胡宗宪为了考察毛海峰的归顺诚意，要毛海峰率部攻打徐海。毛海峰害怕万一两败俱伤，将进退失据，借口此事必须其父王直亲自决定，前往日本，把情况报告王直。王直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便率领他的部下千余人返回浙江沿海的岑港，表示愿意投降，以求得通商的权利。
胡宗宪以为时不可失，机不再来，特地安排了场面壮大、声势煊赫的受降典礼。在王直受抚以后，继续对他恩宠有加。对于这种做法，反对者议论纷纷，扬言胡宗宪接受王直的巨额贿赂。此时，赵文华得罪罢官，胡宗宪失去内援，态度立即变化。他在奏疏中表态：王直等是海氛祸首，罪在不赦，今自来送死，请庙堂处分，臣当督率兵将歼灭其余党。王直被关入监狱后，他的部下知道当局已经变卦，据守岑港与官军抗衡。
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胡宗宪上疏朝廷，请求将正直及其同党叶宗满等明正典刑。兵部会同三法司议复：“王直背华勾夷，罪孽深重，着就彼处决枭示。叶宗满、王汝贤既称归顺报效，饶死，发边卫永远充军。”十二月二十五日，王直在杭州官巷口被斩首示众。临刑前，王直叹息道：想不到死在这里，死我一人，恐怕苦了两浙百姓。
王直的死，并没有使“倭患”消停，恰恰相反，激起他的部下极大的怨恨，疯狂的报复，“倭患”愈演愈烈。王直是为了求得海上走私贸易合法化而投降的，他的死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愈来愈尖锐了。
在此之前，对“倭寇”素有研究的唐枢在给胡宗宪的信中，分析了中外贸易的大势以及“倭患”的根源。他指出：第一，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中国百姓“中国与夷，各擅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远出以生衅端”。第二，嘉靖年间的“倭患”起源于海禁政策之不合时宜——“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夥愈盛。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延，祸与岁积。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实系于此”。第三，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而无效尤，以为适从。故各年寇情历历可指：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之寇，海商之为寇也；癸丑（嘉靖三十二年）之寇，各业益之而为寇也；甲寅（嘉靖三十三年）之寇，沙上黠夫、云间（松江）之良户复益而为寇也：乙卯（嘉靖二十四年）之寇，则重有异方之集矣”。唐枢作为亲历者对“倭寇”的分析洞若观火，道出了事实的真相。
无独有偶，其后谢杰在《虔台倭纂》一书中对“倭寇”的分析，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也指出：“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导致倭患的原因，“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因此海禁一日不解除，祸患始终存在。王直死后，徽商在海上依然相当活跃，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都被当局看作“倭寇”。而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日民间贸易的重要据点。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而是朝廷的政策转换。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及其辅政人臣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前往西洋、东洋贸易，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王直当年的建议，以这样一种曲折的方式获得实现，未免令人感慨之至。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樊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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